很久，麻木的我才從山坡上站起身，卻驚喜地看到一身紅襖的姐姐閃過一片樹林后正向我奔來。她用凍紅的手指解開棉襖，從懷里掏出一團用報紙包著的肉食對我說：“大弟娃，趕快把這些菜拿回家。怕人家看見，我走了、、、、、、”淚水從姐姐眼里流到了我的眼里。我捧著姐姐在新婚當天從男家“偷”來的菜回家時，父母還一言不發地坐在家門前。有姐姐時，一家人沒感覺什么。姐姐出嫁后，貧窮的家好象更空了。我感到父母的眼睛，生活的重擔，已經悄悄地往我，往年齡尚小的弟弟身上移動了……

　　透過夢中那顆淚滴，我又看到瘦弱沉默的姐姐了。

　　艱難的日子，沒有溫馨的人際關系，使心情很壞的父母動不動就吵嘴鬧架。他們也會把煩躁、不滿的情緒轉移到子女身上。作為父母的主要幫手，姐姐做的事多，難免盡如人意。弟弟尿濕褲子了，圈里的雞不見了，灶堂里的柴火多了少了，姐姐都可能遭到父母的指責打罵。怕人家議論，怕哭聲傳出去不好聽。我時常陪著姐姐坐在水溝邊、石橋下偷偷哭泣。那時的姐姐不過十、二三歲，早已輟學在家勞動。除了一根長辮，一生補疤衣服的她，在生活的重壓下已不象一個純粹的女孩子。家中好不容易來了客人，這是姐姐同我和弟弟的節日。我和弟弟在客人身邊躥來躥去，摸這摸那。姐姐總是在灶房里幫母親忙碌。偶爾有空，姐姐也會站在門邊，帶著善良而滿足的笑意聽父親和客人們說話。吃飯時，她照例和母親不上座，躲在灶房里吃平常的飯食。我和弟弟則不顧父母無奈的眼色，在堂屋里磨來磨去。客人門會憐愛地把一兩塊在碗里擺了很久，冒著油珠的肥豬肉片塞進我們的手中。我們又把這意外的收獲拿到姐姐面前，惹來她習以為常而又命當如此的笑意。

　　婚姻是一般農村女孩子改變自己命運的最后一次努力。1980年代中期的一個夏天，

　　我時常看到母親、姐姐從地里收工后又匆匆外出。這期間，也會有一兩個陌生的男女來到我家。他們一邊大聲說著天氣和農事，一邊交頭接耳地評論低頭忙碌的姐姐。直到有一天，一個黑臉瘦高的小伙子在我家坐定，母親教我喊他“哥”時，我才明白，姐姐不僅在媒妁之言下“耍朋友”了，而且看了生辰八字，約定了婚期。所謂耍朋友，其實就是姐姐跟在姐夫身后，認識去男家的路，與未來的公婆姑嫂見見面，兩個人在即將勞動和生活的土地上不聲不響，一前一后走幾圈而已。這時，我已到縣城讀高中。開始對人生這類問題有了模糊認識。我感到剛剛長大，那根長辨開始被村里小伙子盯著的姐姐，正在離我而去。

　　當年臘月初三，一陣鞭炮驚動了冷得發抖的農家小院。姐夫帶著一幫人來我家迎親了。一位嬸娘按照風俗，邊念邊唱地為姐姐梳理頭發，為姐姐祝愿。父母親像坐在人家門口的陌生人一樣沉默不語。姐姐出嫁，不僅使他們失去了最好的幫手，也引起了為人父母者面對女兒離去的哀痛。我實在看不下去，跑出了門。又一陣鞭炮，迎親的人們起身走了。我聽見聲音哽咽的姐姐在喊我，可我還是不愿現身。雙手拔開屋后的草叢，只見姐姐木偶般被姐夫請來的兩個伴娘拉上了一輛拖拉機。拖拉機聲遠了，我才飛跑著上了一道山梁。越來越遠的姐姐和迎親的隊伍，在一道道山梁的褶皺中，幻化成我淚眼前的一片片雪花。

　　姐夫家的日子也相當困難。新婚之夜，得知男家辦酒席的錢都是東拼西籌的后，姐姐不僅含淚把姐夫拖出的帳單壓在箱底，又剪掉留了多年的長辮。第二天，她便同男人一樣下地勞動。時間久了，憂慮、爭吵、算計同勞作、吃飯、睡覺一樣竟也成了她的習慣和本能。她還同母親一樣感受過“難為無米之炊”的尷尬與痛苦，在交不起學費的女兒的淚眼中無地自容。盡管自身難保，姐姐還在為娘家人擔憂。受性格和志趣影響，1998年春，我主動離開縣委后沒幾天，我被“開除”縣委的消息也傳到了姐姐耳中。當天下午，正在勞動的姐姐把鋤頭、水桶丟在地里，心急火燎地搭一輛過路貨車趕到縣城。她以為我犯了什么錯，眼淚花花地勸說：“大弟娃，我們一家人都望著你。有你在縣委，我們要少受好多欺侮、、、、、、”我向姐姐解釋，請她相信她的弟弟。姐姐半是擔憂，半是相信的走了。今年春天，姐姐又來到我家。這時，我離開縣委已整整7年，過著賣文乞食的日子。姐姐把地里新出的蔬菜送給我后，又從背篼底下拿出一包報紙包著的東西。“姐姐，是不是好吃的東西?”我想起當年那件事，想逗她笑。姐姐卻一本正經。拆開一看，原來是一本有關“三個代表”的書籍。“大弟娃，我們那里的干部怕犯錯誤，都在學這本書。我用一挑紅苕請村上的劉支書給你換的它。祝你升官發財、、、、、、”

　　姐姐啊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