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編譯,有部分刪節。
作者:Katrina Onstad 來源:todaysparent.com
我的一個熟人把她兩歲的女兒送到了一個日托班。這個日托班的網站承諾為孩子提供“高端”、“豐富”的學前體驗,課程包括法語、園藝以及科學。全天的過程都可以通過網絡攝像頭記錄并觀看,到了晚上,我的熟人和她的丈夫就會花上幾個小時的視頻看孩子在日托班里的視頻。她不喜歡她所看到的內容。她覺得孩子在日托班所被傳授的創作過程過于機械化了:孩子們拍成一隊,手拉著手,然后輪流把手浸泡到顏料里,再按壓在一張白紙上,最后把白紙上的圖案畫成一只恐龍。整個過程并沒有什么不對的地方,只是……怎么說呢,沒什么特別的。于是這對父母讓他們的孩子退出了這個日托班。
一天我和我的一個朋友在手機上聊起了這個故事(一會兒議論這對父母是控制狂,一會兒又反問自己,‘我家孩子的日托班夠豐富多彩嗎?’)當時我10歲的女兒正處于足球訓練季。她第一次入選了一支隊伍,這就意味著更大量的練習,以及要一次又一次地駕車到遙遠的郊外參加錦標賽。那是九月末的一天,女兒在參加放學后的晚間訓練,那時訓練季已經接近尾聲,每個人看起來都很累——起碼家長們看起來都很累。在黑暗中,我看到女孩們在訓練場上圍坐成一個圈,吃著不知道是哪位媽媽帶來的杯子蛋糕。而家長們則一如既往地在場邊晃來晃去。一個同學的爸爸問我,是否會讓女兒在冬天繼續參加室內的足球比賽。我告訴他不會了,我女兒在冬季會去打冰球,我們認為一季參加一項運動就足夠了。這位爸爸的臉上露出了驚慌的表情:“你就不怕她會落后嗎?”
啊,我想我記得這個問題。這問題也許正是讓那個不想讓孩子再畫恐龍的家長讓孩子退出日托班的原因。而我,再一次感受到了這種在家長的對話中經常出現的熟悉的恐慌感和不安全感,這種感覺就像土壤下面流淌著的有毒的河流一樣讓人不安。“什么落后?!”我好想大聲喊出來,“這場比賽的終點在哪里?!”
每一個時代的父母都想比之前的人做得更好。也許我們這些“千禧一代”的父母之所以會表現得那么緊張,正是因為在我們出生的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里,我們的童年總是無人看管,自己脖子上掛著鑰匙,或者無所事事地在家看肥皂劇,或者在院子里跑來跑去。而我們想要給自己的孩子創造更好的童年的誠摯愿望又剛好撞上了經濟不穩定的時期,于是我們成為了高度焦慮、甚至有些瘋狂的家長。會不會其實我們現在所做的,還比不上我們父母們那一代呢?
對完美的童年精益求精
我的孩子現在已經長大了。而我在這十幾年來一直承受著外界喋喋不休的意見,關于如何步步為營地培養他們在那場人們幻想出的比賽中表現得不落人后。孩子剛出生,我就接受到關于母乳喂養和與孩子一起睡覺的“法令”;而到了孩子上幼兒園的時候,所有人都在討論如何讓孩子進幼兒園“最好”的老師的那個班級;等孩子上學了,總有家長能給孩子做出“憤怒的小鳥”圖案的午餐便當,就是你在Pinterest上會看到的那種;而現在處在青春期的孩子們則等待著,讓價值1000億美元的全球輔導班產業和在線服務教會他們如何在線申請大學。
作為掌控孩子前途方向盤的司機,我們一直生活在擔憂之中。我們擔心多讓孩子看幾個小時的兒童節目,就會阻礙他們未來的發展。我們擔心孩子不得不犧牲幸福來追求成功,但也許最終兩者都得不到。我們擔心孩子會失敗,我們擔心自己的表現讓孩子失望。我們擔心孩子的人身安全,所以我們阻止他們參加出游活動,阻止他們參加運動比賽。我們時常聽到孩子被綁架和性侵的新聞,所以我們從不敢讓他們離開我們的視線。
而事實是,當前美國的犯罪率是40年來最低的,而孩子們也從來沒這么安全過。所以,在全球脆弱的經濟環境下,我們把擔心轉移到了孩子成年后的未來:我們害怕孩子會“落后”。所以我們精心營造這種有著完美便當盒的童年,摸索著給孩子提供最好的一切。而在網絡的幫助下,我們經常想得太多,做太多的調研。一切關于教育孩子的決定都可以在社交媒體上被反復檢驗和審視。那些最幸運、最富裕的人會在網上爭論“果汁排毒法”對于六歲的孩子是否適用,而大多數人都面臨著該出去工作還是該在家帶孩子這樣的問題。現實的經濟狀況往往讓人們選擇在家帶孩子,而大多數家長都只能憑本能照顧孩子,一邊做著不怎么樣的午餐便當。
但如果我們認真歸納當代父母的價值觀,我們不難發現:根本沒有“足夠好”這件事。“足夠好了”是遠遠不夠的。孩子的“成功”總是被一些不常見的成就所衡量。他們不能只踢足球就好——而是必須入選足球隊。他們不是只要去上學前班就行——而是要接受認真的“早期教育”。即使只是一個兩歲的小孩畫恐龍這種事,都應該有其與眾不同之處。我們不只是擔心孩子會失敗:我們擔心自己的孩子會變得太普通。而這種持續不斷的擔憂似乎給我們的孩子帶來了嚴重的傷害。
做孩子的“看門人”的負面影響
來自多倫多的心理學家Alex Russell在年輕人之中發現了一種焦慮傳染病。而加拿大統計局的數據為他的論點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2012年一次針對加拿大民眾精神健康的調查中,15-24歲的年輕人比其他任何年齡段的人群都有更高的比例表現出情緒障礙和物質使用障礙。而在2012年永明金融集團所做的一次調查中,18-24歲的加拿大年輕人中有90%的人都說他們感到壓力很大。
Julie Lythcott-Hamis是斯坦福大學的前任院長,為大一的本科生提供心理咨詢服務。在她在職期間,很多壓力過大的學生都來過她的辦公室尋求幫助。在過去的十年里,她發現學生越來越容易緊張。
“孩子們看起來似乎很無能,”她說,“他們完成學業,參加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動,但他們好像特別依賴父母來告訴他們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如何看待各種事情。”為此,她寫了一本書叫《如何養育一個成年人:跳出教養過度的陷阱、引導孩子的成功》,善意地哀求那些成為孩子的“看門人”、解決他們所有的問題、過度指導孩子學習與生活的家長們——照顧孩子應該像對待一株盆景,靜觀其變。2011年查塔努加田納西州大學的社會學家做的一項研究表明,直升機式教養和采取藥物治療抑郁和焦慮的青少年存在一定相關性。
你知道有多少成年人在Facebook上的頭像是他們的孩子?非常多,這一現象讓我們意識到撫養子女的一個重要的轉變。在這一代孩子們出生以前,專家會建議家長讓孩子遇到困難大聲“哭出來”,并從中得到鍛煉。這個建議如今聽起來是殘酷的,它所暗示的父母和孩子之間的距離感放在今天讓人有些難以想象。
可也許這種對親密的爭奪是善意的。Lythcott-Haims就很反對濫用“我們”這個詞,比如“我們沒有贏得拼字比賽”或“我們沒有考上哈佛大學”。我們的孩子并非我們的倒影,他們的生活是屬于他們自己的。她認為,父母過多地把孩子的成就和自己綁定在一起,會讓孩子很難相信他們的個人能力。
也有沒小孩的朋友會說,今天的孩子們其實還是嬌縱的。父母們不可能不同意這一說法:一項最近的美國民意調查表明,接受調查的59%的家長說,他們的孩子比起他們以前是被寵壞了的。
如今孩子們房間的抽屜里總是堆滿了各種新奇的玩意兒,這些東西當他們的父母還是孩子時也可能擁有過,但獲得它們并不那么輕松,不像今天這樣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付出勞動。2014年的一項調查發現,82%的家長表示他們小時候常常要做家務,而28%的家長會要求自己的孩子做家務。實際上,做家務是一種培養責任心和自我約束力的活動,但如今孩子們的業余時間不再被要求用來洗碗或遛狗,為了進入斯坦福之類的名牌大學,他們要上機器人課和其他各種能讓簡歷變漂亮的活動。
為什么很難退一步
“直升機父母”這個詞首次出現在1969年,而在過去的十年中,大部分的育兒專家都在敦促父母關愛孩子而不要過度干涉他們。過去幾年里出版了大量的圖書,標題類似于:《你并不特別》、《失敗的禮物》、《育兒的崩潰》。然而當你走訪學校的操場,仍然聽到家長們在堅持不懈地為孩子加油鼓勁,大聲議論孩子比賽的結果。生活在多倫多的作家亞歷克斯·羅素說:“我們低估了孩子的能力。我聽說有一間小學不允許學生舉辦沒有邀請所有人參加的生日派對,背后的考慮自然是害怕沒被邀請的孩子受到打擊,但這明顯低估了10歲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當我們允許孩子掙扎、失敗,允許自己不要在這些事情上管得太多,甚至出手指導和修正,就是對孩子們最大的尊重。”
這聽起來似乎很簡單,但是如果家長真的敢后退一步讓成長中的孩子多一些自主權,那么社會將向前一步,告訴他們不可以這么做。
此前,有一個單身母親安排她八歲的孩子放學回家后一個人待了兩個小時,等她下班回家來接。社會工作者認為這不可理喻,然而這個媽媽不同意,因為她相信她的孩子已經足夠成熟。后來這件事成了一個案件,被告到了最高法院,去年9月,這位母親失去了孩子的撫養權。社會工作者表示,一個八歲的孩子沒有獨處的“認知能力”,他們害怕發生的事故包括“火災”和“中毒”。
Lenore Skenazy,提倡的“自由放養孩子”的運動發起者,認為這種把最壞的情況放在第一步考慮的思維模式慫恿父母們對孩子越來越不放心,而自由放養式的教養則處于比較樂觀的另一面,鼓勵孩子們不受約束地玩耍,獨自行走,給他們智力和體力上的發展空間。
改變可能正在發生。人人們采訪了2000年以后出生的年輕人,讓他們按照重要性的等級來回答“我想讓我的孩子怎么樣?”這個問題,82%的年輕人說,他們想讓自己的孩子知道“不需要錢財也能很快樂”,77%的年輕人想要自己的孩子以后可以完成大學學業,56%的人希望他們的孩子擅長運動。這些答案看起來是幸福感超越了成就,呈現了相當有趣的趨勢。興許,這些年輕人會將教養這件事做得更好。
我們這一代人的父母更傾向于忽視孩子,這種忽視無形中給予了我們空間,讓我們在越軌的行為中受傷,在社會的考驗中失態,使我們最終成長為現在的自己。我們也許不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一代的父母,只可能是最焦慮的。平息內心的惶恐讓孩子自由發展需要勇氣,但為了成為更好的父母,我們可能要做得更少一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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