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出生的時候，占領了醫院的床;他們讀書的時候，搶了學校學位;他們長大以后，可能會靠社會福利過活;他們來香港的話，更會占去廉租房的名額……”這是香港某些論壇關于“港生一代”煽情又夸張的描述。

　　從2001年莊豐源勝訴，在一定程度上為“雙非”(夫妻均為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赴港產子打開閘門后，被香港學者們稱為“港生一代(TYPEⅡBabies)”的這群孩子，已注定成為香港這座城市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今年4月香港關于明年起停止接收“雙非”孕婦分娩的消息，更讓許多人不惜高價搶搭末班車。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的最新數字估算，“港生一代”的人數已超10萬人，第一批“港生寶寶”已經到達入學或就讀幼兒園的年齡。迎接他們的將是怎樣的生活?

　　上幼兒園：父母幾度想放棄

　　每周一至周五，早上6點，深圳福田口岸出入境大廳前，擠滿了排隊的入港人群，其中相當多是背著書包的孩子。深圳人對此早已見怪不怪。這些“跨境學童”便是長大的“港生寶寶”。據統計，目前在深圳有1.3萬人。

　　6年前，因為想多要一個孩子，和身邊很多人一樣，在深圳工作的32歲的阿May，選擇了去香港生孩子。和內地其他地方相比，深圳人拿這張誘人的香港出生紙要容易、輕松太多。

　　由于幾乎每個月都去香港“打醬油(深圳人經常去香港采購日常用品，俗稱“打醬油”)，身邊也有朋友在香港生過孩子，阿May當時赴港生下女兒的花費并不多，主要是向香港公立醫院支付的3萬多港幣，甚至比在深圳私立醫院頭胎生兒子還便宜。“其實對于能講白話(粵語)的深圳人來說，去香港生孩子并不需要依賴中介的‘幫忙’，只要在身邊‘過來人’的指點或香港朋友的幫助下就行了。我們開玩笑說，哪有報道那么夸張，完全可以‘自助’在港產子。”阿May 回憶說。

　　在外人看來，阿May是個幸福師奶，丈夫在會計師事務所已經做到了合伙人的位置，7歲的兒子在深圳讀小學一年級，5歲的女兒在香港上幼兒園。

　　“今年9月份，女兒就要到香港上小一了，她在港讀幼稚園已經三年了，三年的走讀生涯，在我這個媽媽的眼里，是多么辛苦呀!但已在港出生，就只能去港就讀。只是沒有辦法遷居在港。”阿May感慨地說。

　　自從在香港生下女兒后，這位昔日中山大學的高材生只能選擇當家庭主婦。“當年我生下兒子之后3個月就去上班了，生女兒也一直堅持到臨產前一周。我一直以為養一個和養兩個差不多的，但沒想到這個女兒真是要嬌養，要花大精力養。”阿May開玩笑說。

　　給女兒拿到香港出生證后，阿May 決定讓這個“港生一代baby”能徹底享受香港的教育、醫療資源，也能在更加國際化、制度化的環境中成長，因為她和老公認為教育和醫療是深圳的兩大“短板”。“當時我和老公都認為兒子可以管得嚴一點，用中國傳統方式教育，女兒則希望用更加open的方式去教育。”

　　于是，女兒從嬰兒時期開始，阿May就隔三差五地帶她赴港打疫苗、看病，雖然去公立醫院免費，但是由于人多排隊等不及，只能選擇私立醫院，動不動就是500港幣，最貴的一次治療小兒感冒還花了2000港幣，這讓阿May體驗到香港看病和內地一樣不容易。

　　女兒兩歲開始，就要給她選擇香港的幼稚園讀書。“不經歷不知道，我真是被教育了。”阿May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她印象中，所有的幼兒園都和兒子在深圳上的差不多，有獨門獨棟，有戶外活動場地，看起來很溫馨寬敞，“后來才明白，香港那么寸土寸金的地方，幼稚園幾乎全是在大廈里，我考察了十幾所，才有了認識，知道里面大有學問。”

　　最令阿May印象深刻的是，香港好一點的幼稚園，比如一個區的重點學校，由于等位和競爭的人非常多，條件相對繁瑣嚴苛。比如最好父母雙方有一人的主要收入在香港，其他兄弟姐妹不在該幼稚園讀書，“我當時才明白，不是你拿著錢挑好學校，而是別人在選擇我們。我女兒去面試的時候，我和老公也參加了面試，比如所受教育程度，所從事職業，所提供給孩子的環境，包括居住環境、生活環境、教育環境、甚至要考量我們的宗教信仰。我老公煩得幾度想放棄。”阿 May提起這些也有點無奈。

　　終于，聰明伶俐的女兒不負眾望，參加了3所幼稚園面試后獲得入學資格，從2歲半開始當了一名“跨境學童”，開始了香港的求學之路。

　　“妹妹是香港人，我不是”

　　“我經常在想，孩子們長大后會不會心里抱怨我們：替他們做了這樣的選擇，而且我不知道在深港兩地不同的教育制度下，兩個孩子將來會有怎樣不同的人生。”現在阿May提起自己的一雙子女，就思慮重重。

　　由于女兒年齡太小，一開始阿May需要每天親自接送，只能委托公婆多加照顧兒子。“從兩年前我就發現，一個家生，一個放養，導致兩個孩子性格截然不同，真不知道以后會怎樣。”

　　阿May的兒子自幼跟著爺爺、奶奶，習慣說普通話，性格非常內向靦腆。而女兒則活潑皮實，習慣用粵語夾雜英語交流，小小年紀便開始每天坐班車跨境上學，每天早上小姑娘6點起床，在匆忙洗漱后就要帶著早餐奔向口岸。“她已經很自覺了，現在我就把她送到班車，讓保姆負責接送，她都非常習慣并且很樂意去香港上學。”阿May說。

　　女兒在香港讀幼兒園的花費并不便宜，雖然有每年香港政府發的1600港幣學券，但仍舊要自己買單大部分。“女兒書本費和雜費每學期1000元左右，每月飯費400元，跨境保姆車交通費500元/月，這只是幼稚園的開銷。”相比女兒，兒子在深圳讀幼兒園的花銷要省一半。

　　隨著女兒逐漸長大，讀小學的費用則會大大增加。香港政府從2010年9月起，對每名小學生的津貼額為每年港幣2884元，中學生則為港幣 4276元，但是實際費用則遠遠高于津貼補助。“我們算過，如果她要參加補習班的話，一個月至少要花2000多港幣，加上交通費和校服等各種雜物，我老公算的是3000~3500港幣/月。我老公說，香港一個家庭培養一個律師或者醫生要花300萬~400萬港幣，我們女兒一路這樣下來，也要200萬人民幣，真可謂是千金了。”

　　在女兒身上如此花費，讓阿May覺得非常對不起兒子，因為在深圳讀公立小學的兒子一個學期開銷不到1000元人民幣，她幾乎每個學期都問兒子：愿不愿意去香港上學，但兒子都堅決表示不去。“他私下和爺爺奶奶說，妹妹是香港人，自己不是，不愿意去，還說我們更喜歡妹妹。”

　　提起兒子，阿May非常難受，兒子更親的是爺爺、奶奶，現在除了周末回家之外，更多時間住在學校附近的爺爺奶奶家，而且和父親關系更加疏遠。 “我還好，一碗水端平，我老公則是控制不住自己對女兒的偏愛，兒子從小不愿意和他親近，我看到這些異常焦慮，有時候真覺得自己錯了，本想對男孩的教育要更多磨礪，結果卻變得疏遠了。”

　　現在讓阿May無奈的是，她只能繼續走下去，女兒在香港接受教育已經喜歡上自由、開放的風氣，兒子則更喜歡深圳的老師、同學和內地嚴謹的習慣。

　　“有時我在想，深港一河之隔，一些香港人在深圳居住，很多深圳人經常去香港，兩地越來越同城化，我們的家庭為什么會上演‘雙城記’呢?如果身邊再有朋友想赴港生子，我一定會勸她謹慎考慮。我現在覺得，父母不能用自己的一廂情愿和孩子們最美好的童年時光的代價去換取并不確定的未來，對與錯，我真的不知道。” 阿May如是說。

　　回深圳讀書

　　和目前迷茫的阿May不同，同樣是“港生一代”媽媽的Ada毅然決定，這個學期結束后就給兒子轉學回深圳。作為最早一代的海歸，她并不迷信香港的教育水準。

　　“折騰了兩年，全家人身心疲憊，那些贏在起跑線的話都是不負責任的廣告。”Ada提起這兩年兒子當跨境兒童的經歷，一肚子感慨。

　　兩年前，身邊朋友都認為孩子去香港讀書不算什么，“既然拿了香港身份證，就到香港讀書吧，留在深圳讀書，港生寶寶沒有戶口的上學還需要借讀費。”Ada說。

　　每天早上天剛蒙蒙亮，兒子就要坐著入港讀書的黃色校車，從深港跨境學童最為集中的深圳福田口岸出入境大廳過關去香港。“每天5點半就要起床，晚上回到家也是5點半，早晨他都是邊走邊吃，孩子自己說很辛苦很累。”提到這些，Ada很心疼。

　　尤其是兒子之前在江蘇老家上幼兒園，根本不會說粵語，剛去學校的第一個月，面臨英文、繁體字一下子都蒙了。“雖然香港的老師都會說普通話，但是人家上課不可能對他們這樣初來乍到的孩子換頻道說話，單獨教學，所以一開始他學習就很吃力。”兒子最怵的是英語，由于家里沒有使用和練習的環境，靠教學環境根本不夠，所以兒子英語成績一直不好。“有次演講對孩子打擊很大，老師說不是語法和發音，要有感情才行。他內心一直排斥，怎么才有感情呢?”Ada說。

　　經過一年多的觀察，Ada發現，兒子讀書的上水是香港發展相對差的地方，一些香港人不會讓孩子在這些地方上學，有些在深圳工作的香港朋友反而更愿意讓孩子在深圳的好學校讀書。

　　讓Ada決定轉學的另一個原因是雖然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兒子和香港本地孩子相處很融洽，但始終無法融入香港社會，這也會成為孩子學習的一個障礙。“除了上學，他大部分時間待在深圳。我們不是港人家庭，也不是廣東人，家里根本沒有香港人的氛圍和習慣，孩子就像處于深港的邊緣，香港人管跨境兒童叫傘兵，說他們是空降，這種夾心生活不要說大人，對小孩心理就是折磨和摧殘。錢是最不要緊的折騰，陌生的教育才是一種煎熬。深圳教育一點也不差，我們決定還是回來讀書。”Ada非常堅定。

　　也許，正如香港教育學專家曾文新所說的那樣：“20年前，內地人曾舍命擠進香港，而現在，內地發展勢頭越來越好，許多港人反而北上開辟新事業，把家安在內地。父母愛子，應為之計遠。家長們必須要考慮到，十年二十年后，這批港生小孩長大的時候，香港也許很難再維持如今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