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教材內容失實與否的探討，按理來說是屬于學術范疇，只要言之有理、有據，發言者無論來自官方還是民間，都該英雄不問出處地得到認可。但現實中有關部門對這些質疑要么不予回應，要么就是以“差錯在所難免”、“我們一直在改進”等行政式的言辭推脫。這次指出這些差錯的民間團體成員也曾嘗試與相關教材的編寫機構取得聯系，但他們卻一直沒得到相關出版社的回應。因為欠缺你來我往的平等對話，這些質疑到底具備多少合理性，公眾也就很少能夠得到滿意的答復。

　　教材編寫者為什么不就“民間團體”指出的那些細節進行平等探討?其緣由我們不能妄作推測。但事實上，平等對話的缺失不僅是在“民間團體”和教材編寫者之間，很多一線教師顯然也沒有這個習慣。新聞中提到，一位有著31年小學語文教學經驗的老師，就認為目前所使用的北師大版教材比較好。但她的不懷疑是因為自己做過嚴謹的考證還是僅僅因為這是官方的教材?

　　還有老師無比寬容地表示，“錯誤什么的是難免的，誰都不能保證一點錯誤不犯”。這話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容忍犯錯誤并不等于容忍錯誤。寬容的底線應該是發現錯誤及時提醒有關方面更正，而不是退化成對錯誤視而不見的“好好先生”。

　　反觀教育領域的種種問題，我們會發現平等對話的缺失到處可見。平等對話是一種習慣，也是一種能力。在行政化主導的教材領域，出版方自然沒有自我挑刺的習慣，在一個行政化主導的校園內，教師也很難有批判懷疑的能力。這是教材內容缺失之爭給我們的額外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