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人口志｜中國的低生育率問題及對策

在低生育時代，我國需要新的生育理論和政策來回應。圖為2021年4月25日，安徽阜陽，阜陽市婦女兒童醫院病房中的新生兒。 人民視覺 圖

生育是一個國家人口發展的源頭。嬰兒潮是伴隨著旭日升起的早潮，是漲潮，是新生潮，是希望潮。但我國的嬰兒潮卻呈現落潮、退潮之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七普”）數據表明，目前總和生育率（TFR）低于1.5，超低生育率將是未來中國面臨的最大人口風險。我們不僅要關注人口的均衡發展，而且要關注人口的持續發展和優化發展。

一、超低生育率問題

人口普查是十年一度的關于國情國力的重大調查。2021年5月11日，期待已久的“七普”主要數據 公之于眾。

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當日的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新出生人口約為1200萬人。這一數字比2019年下降了18%，比放開二胎的初年2016年下降了33%，成為建國以來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

據此推算的總和生育率（一個國家或地區15-49歲的育齡婦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數量）是1.3（這一數字到底是真相還是假相，或可討論），雖然高于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五普”）的1.22，和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六普”）的1.18，但毫無例外都低于1.5，都屬于極低的生育率。

這不影響我們得出一個定性的結論：進入21世紀，我國已出現“超低生育”現象。2020年12月17日，民政部部長李紀恒在《光明日報》撰文 指出：“目前，受多方影響，我國適齡人口生育意愿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即低于1.5——作者按），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這篇文章引發廣泛關注。再看北上廣這些大城市，總和生育率甚至低于1，比全國平均的更低，已經屬于極端低生育現象了。

人口學認為，要達到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保持人口簡單再生產即上下兩代人口的基本平穩，總和生育率至少要達到2.1。但從1990年代初起，我國就已進入低于這一更替水平的低生育時代，持續低生育成為人口常態。其時，由全國上百個生育意愿調查可知，我國人口的意愿性低生育水平已經下降到1.6-1.8左右，國家對外宣布的總和生育率也是1.8左右，且當作“常數”對待。與此同時，我國人口的內在自然增長率長期為負數，表明人口再生產萎縮的態勢已有近三十年，看不見的人口負增長慣性已有巨大積累。未來人口生育趨勢會順著低生育文化的慣性而繼續處在低迷狀態。

在短缺經濟條件下，人們的生養行為粗放，與之相應的是高生育現象，而今的精養模式，所對應的必然是以孩子的質量換數量的低生育和晚生少育模式。生養孩子“壓力山大”幾乎是所有家庭共同的感受。

超低生育率將是未來我國面臨的最大人口風險。之所以如此說，因為它是元問題，也是東西方趨同的人口生育大趨勢。譬如少子老齡化、人口性別失衡以及空巢化等系統性人口風險，根源全在于生育率的日益走低。所以，所有發達國家和社會都困擾于低生育，但似乎都很難擺脫。

二、超低生育率會引發系統性人口風險

超低生育率一旦形成，就會陸續產生人口萎縮的源頭效應、人口虧損的隊列效應、人口失衡的結構效應、人口一代更比一代少的代際效應、低生育將引致更低生育率的內卷效應。

生育的源頭效應類似于上游效應和水龍頭效應，因為生育從根本上決定人口的未來。無疑，超低生育率從源頭上威脅著人口發展的持續性和均衡性。

當下，我國正處在百年人口大變局的前夜。只要人口的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人口負增長的歷史拐點就會到來。從2020年出生量1200萬死亡量1000萬左右（兩者已非常接近）來推算，未來三五年內，我國極可能迎來人口增長由正轉負的重大轉折。

超低生育的隊列效應是指，同一隊列人口隨時間的推延因為死亡的機制而不斷有人退出。低生育-少子化-少勞化的邏輯是必然呈現的。當下的超低生育率意味著今后勞動年齡人口供給的減少。所以，為防止過于嚴峻的人口虧損問題（尤其是青年赤字和人力短缺），當下的中國需要樹立“人口儲備”的戰略意識。

超低生育的結構效應是指人口年齡結構和家庭人口結構的失衡，這包括少子老齡化（宏觀）和少子空巢化（微觀），都加劇了底部老化和孤獨終老。

“七普”數據 顯示，2020年我國平均家庭戶規模僅為2.62人，比2010年的3.10減少0.48人。這一數據包含了很多信息，恐怕意味著家庭社會生態的風險性和脆弱化，也意味著空巢家庭、單身家庭和破碎家庭（如單親家庭）的增加。獨生子女家庭是高風險家庭，而包括了丁克和失獨的無后家庭則存在著老無所依的巨大風險（如果一個社會缺乏對家庭養老的替代性支持）。

另一方面，在重男輕女而又缺乏墮胎禁忌的文化中，超低生育也可能擠壓和衍生出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問題（即選擇胎兒性別和出生干預）。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自1982年以來長期偏高失衡。“七普”數據 顯示，目前出生人口性別比仍達111.3，雖然比較2010年下降6.8，但比正常值仍高出4.3。

超低生育的代際效應是指代際人口生育遞減的趨勢。根據“六普”數據 ，我國80后、90后、00后人口的規模分別是2.19億、1.88億和1.47億，逐次遞減。如果把80后和90后作為一個群體世代，把00后和10后作為一個群體世代，人口的規模下降了1.1億左右。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生育的母體即育齡女性人口的顯著減少將導致絕對少子化的加劇，這是更為嚴峻的問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即使生育意愿不變，生育黃金年齡人口的規模遞減也一定會減少新生兒人口的供給規模。譬如，2020年的育齡婦女數量和2010年相比減少 4591萬人，同期20-34歲的女性人口下降1517萬人。

超低生育率的內卷效應是指低生育將引致更低生育率的自循環效應、自強化效應和強慣性效應。換言之，超低生育率已然是一種全新的徘徊在0-1之間的現代生育文化，背后是不婚不育、晚孕少生甚或離婚丁克的因素在起作用。生育意愿持續低迷，年輕人普遍視生育為畏途，怕養不起、養不好，辜負了為人父母的美名。人道是：“一個都不想生，更不要說生兩個了”。低生育率儼然成為一種文化意義的人口慣性。

我國目前觀察到的低生育不是政策性的，而是既低于政策生育率（2016年前大概是1.47），也低于意愿的、理想的抑或適度的生育率（1.8左右）的內生性超低生育率（即綜合考慮了生育意愿、生育條件的實際生育率，從2000年以來，平均低于1.5）。

根據原國家衛計委在2017年進行的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數據 ，2006到2016年，我國育齡婦女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96個，而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75個。根據JGSS（日本綜合社會調查）和世界銀行的調查數據，從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數為2.41-2.60個。根據KGSS（韓國綜合社會調查）和世界銀行的調查數據，從2006年至2014年，韓國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數為2.45-2.55個。可見，中國人的平均生育意愿顯著低于日本和韓國，屬于全球最低的生育率。

低于1.5已然是超低生育率，對低生育風險我們了解甚少，更應懷抱敬畏之心。

我國的低生育率是高成本約束型的假性低生育和0-1生育觀念和行為（如主動丁克族）的真性低生育組合而成的內生性低生育現象。為什么國家建設生育福利體系、承擔部分甚至大部分家庭的生育成本抑或“三育”（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那么重要？這是基于這樣的考量：生育是理性的和有條件的。一旦條件約束解除，理性就會恢復，熱情就會回歸，假性低生育率現象就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

三、人口巨變呼喚新生育理論與政策

在低生育時代，我國需要新的生育理論和政策來回應，這包括：優化生育環境，確立適度生育的文化、鼓勵生育的政策，適應低生育社會。這一新生育理論的主要思路是：

鑒于生育本質上既是一種經濟理性，也是一種文化責任，所以，一方面，要強力降低“三育”的家庭成本，有效提高孩子的家庭效用，這包括：天倫之樂效用，即血濃于水、親權保障；家族發展效用，即傳宗接代、無后為大；養老送終效用，即養兒防老、老有所依。另一方面，則要增強家庭1-2孩生育的信心、責任心和熱情，讓國人想生育，養得起孩子而且養得好。

鑒于生育具有二重屬性，既有內部性即對家庭和個人的影響，也有外部性即對國家和社會的影響。生育背后有個人、夫婦、家庭、國家和社會等多重責任主體。

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要求 ，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也明確提出 ，要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的成本，釋放生育的潛力。依筆者理解，所謂適度生育水平，是近更替水平生育率（總和生育率為1.8-2.5），即平均二孩的“合適之家”。問題在于，雖然國家給出了方向，但沒見什么雷厲風行的行動跟進。

優化生育環境就是要全方位構建生育-孩子-家庭-兩性-老人五友好型中國社會，從生育文化觀念到生育保護保障體系，全力展示國家在低生育時代所承擔的生養教責任，打造聚焦平均兩孩的生育社會福利共享體系，給足生育津貼，保護生殖健康和生育能力。

適度生育的文化是指理論上要倡導適齡、適時、適量的生育，生育決策要理性和自主，縮短生育間隔，每個家庭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自由決策生育。打造二孩“合適之家”的文化和生態。

鼓勵生育的政策，主要是降低“三育”成本，千方百計降低生育、養育（含醫療等）、教育成本是破題關鍵。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提高3歲以下孩子入托率，減輕年輕家庭照顧孩子的身心負擔、經濟負擔和機會成本，

人口治理的基本思路是：以小眾之作為濟大眾之不為，以小眾之二三孩高生育補大眾之零至一孩低生育，以小眾之生育覺悟破大眾之生育迷茫，以國家之生育擔當喚醒國民之生育責任。

我國人口的負增長很可能出現在未來三五年內。如何看待和適應低生育人口、低生育文化和低生育社會？這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巨變所提出的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