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兒童心理學家說，“有幸福童年的人常有不幸的成年”。

　　很少遭受挫折的孩子，長大后會因不適應社會的激烈競爭及復雜多變深感痛苦。在德國，無論是父母還是學校，都有意識地培養孩子的抗挫折能力。

　　讓孩子體驗挫折

　　剛到德國時，記者寄住在朋友約翰家里。他家在法蘭克福“富人區”，家境很好。他有兩個孩子：11歲的喬治和9歲的凱斯。在他家住了幾天，我就發現一向對公益事業慷慨解囊的約翰夫婦，對孩子卻十分“小氣”。孩子的零用錢每月才30歐元，而且要幫家里干活才能得到。喬治負責為花園植物澆水、翻土及擦洗汽車；凱斯則幫助父母洗餐具、收拾房間、去商店購物和擦洗全家人的鞋子。到了暑假，兩個孩子還騎著自行車，頂著炎炎烈日，挨家挨戶送報，賺取買書籍、玩具的費用。

　　我對約翰夫婦的“殘忍”表示不解。他們卻說：“孩子總有一天要去更廣闊的天地闖蕩。為了他們將來能應對挫折，一定要培養他們戰勝困難的能力。”

　　后來，我發現德國家長經常給孩子設置一些順境下的“障礙”，有時甚至還故意“制造”一些犯錯誤的機會。德國同事蘇珊娜7歲的女兒要跟同學去郊游。臨行前，蘇珊娜發現孩子忘了把食物和手電筒裝入行囊。可她沒有提醒。旅行回來，孩子餓得臉色發黃。這時，母親才問女兒怎么回事，并幫女兒分析原因。最后，女兒表示：“以后出門一定要先列一個物品單子，那樣就不會忘帶東西了。”

　　制造“吃苦”的機會

　　在柏林一所小學的課堂上，孩子們異常安靜。講臺前，殯儀館的叔叔阿姨正在講述人死時會發生的事情。講完后，孩子們輪流扮演角色，模擬諸如父母因車禍身亡時如何應對。

　　看到孩子們進入角色后的痛苦表情，在現場旁聽的記者不覺一震。可老師卻告訴我，通過這樣的課程孩子們體驗了突然成為孤兒的感覺，這有助于他們體驗遭遇不幸時的復雜心情，以及怎樣控制情緒。

　　由于工作關系，記者經常要出差，最喜歡住青年旅館。在那里，我認識了很多參加“磨難營”的孩子。

　　12歲的馬丁今年已是第八次參加政府組織的“磨難營”活動了。今年暑假，他將和數百名兒童一起在哈茲山進行野外生存活動。活動豐富多彩又充滿“磨難”。

　　“‘磨難營’活動旨在培養孩子的吃苦精神、團隊意識及正視挫折的態度，培養孩子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的能力。”帶隊的社會志愿者舒密特博士說。

　　教育不回避現實

　　6月的一天，德國漢堡青少年法庭現場。法官正在審訊一名持刀殺人的少年犯。觀眾席上鴉雀無聲，來自漢堡亨利希中學初二B班的20多名學生專注地聆聽著……

　　談起“教育和社會”的話題，校長韋澤博士感觸頗深。原來，10年前的德國中小學教育一度學校、家庭及社會教育三者脫節。20世紀90年代，德國推出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使教材內容適應社會發展。

　　接受采訪時，韋澤博士打了個形象的比喻：“以前的教育內容屬于陽光式教育，而現在的教育結合社會現實，如陰暗面教育，是一種面向社會的開放型教育。”否則，如果為了保持學生心靈的“純潔”，總是回避甚至不讓學生了解社會的丑惡現象。這樣，學生長期與社會隔離，對社會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一旦接觸社會，看到某些陰暗面后，就會感到茫然若失，無所適從。

　　記者仔細翻看學校的教材，在《語文》、《數學》、《社會》等多種課本中，不僅有“陽光”的內容，還涉及了社會的“陰暗面”，如種族歧視、違法犯法等。其宗旨是引導學生思考和解釋各種社會現象。

　　韋澤校長說，為把“陰暗面”引入到對學生的教育中，他們引導學生走向社會生活。

　　首先，讓學生走出學校，進行社會調查，參與社會實踐，了解社會，以此為參照來調整、充實自己。比如以“專題研究課”形式了解社會。學生們自愿組成幾個小組，討論出研究主題，然后到社會上去調查，最后寫出研究報告。例行的“周三社會日”，學校老師會組織學生參觀監獄、禁毒展覽、反艾滋病展覽等。其次，讓學生把從社會實踐、社會調查中發現的社會熱點、疑點等現實問題帶回課堂上，通過演講、辯論、演反面人物等，解開學生心中的疑惑，進行“免疫”教育。

　　“我們無法永遠保護孩子，但是我們可以教給他們怎樣認識生活和社會、保護自己。”韋澤校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