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自2014年1月1日正式實施，文書網上所查到的案件主要集中在2014年及2015年，占到462份判決書的八成;而文書所對應的案件多發生在2011至2015年這五年間。

已判決電信詐騙刑事案件只是電信詐騙案的很小一部分，有的案件還在審理，有的則根本沒有立案或起訴過。據新華網報道，2015年全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立電信詐騙案件59萬起;2016年前七個月則已經立案35.5萬起，同比上升36.4%，造成損失114.2億元。

但是，文書網這462件判例涵蓋近十種電信詐騙手段，被詐騙金額從零元到三千萬元以上不等，遍布全國26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更關聯境外11個國家或地區的海外集團。電信詐騙的范圍之廣、危害之大可見一斑。而判決書中記錄下的翔實犯罪事實及判決，也提供了豐富的分析資料。

那么，從判決書看，電信詐騙刑事案件究竟呈現出怎樣的套路?電信詐騙為何層出不窮，治理難點何在?

問題①：騙術、劇本不斷“迭代”

- 在462個案件中，冒充國家公職人員并謊稱被害人涉嫌洗錢、藏毒等犯罪活動的恐嚇方式最為常見，占近1/4。這類案件通常由大團伙作案，甚至涉及境外詐騙集團。被告人通常分為至少三線：利用非法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資料，由一線人員冒充本地公檢法或郵政工作人員，電話通知被害人銀行賬戶涉嫌洗錢或有藏毒包裹;再由二線人員冒充公安民警，電話恐嚇被害人涉嫌嚴重犯罪，必須配合檢察機關的調查;再由三線的冒充檢察官的被告人聯絡被害人，表示若欲證明清白，需將賬號錢款轉入三線被告人提供的所謂“安全賬戶”，并提醒被告人案情機密，不得向他人泄密。

- 以各種補貼獎勵誘騙被害人的案件共有75件，其中以徐玉玉之類的學生為對象、騙稱獲得獎助學金的有6件，這些案例通常與教育部門、社保部門的信息泄漏密切相關。

- 以“猜猜我是誰”、“到我辦公室來”等方式撒網詐騙的案例有46件，不過也是得手率最低的騙術，有1/4的案例都未遂。

- 謊稱援交賣淫交往的色誘案件有21件，案情多呈現出以臺灣地區男性為目標、跨兩岸作案的特征。

- 虛假提示網銀漏洞或網銀升級的案例數量雖然不多，卻多與更新型的網絡詐騙相結合，危險程度高。被告人通常先利用偽基站群發短信，再誘導被害人點擊釣魚網站鏈接，侵入被害人網銀后將錢轉走。詐騙團伙利用偽基站和互聯網技術使用仿真度高的群發號碼和釣魚網站，極具迷惑性。

問題②：騙取錢財成本低且手段多樣

電信詐騙分子作案時根本不用現身，只需遠程操作，按照越來越全面、越來越逼真的“劇本”實施詐騙，可謂犯罪成本極低。

而普通民眾該如何應付這層出不窮的新騙局?不管前情發展如何，萬變不離其宗的是騙取錢財的最后一步。當有人告訴你轉賬、填寫或提供賬戶信息、前往ATM機按指示操作、繳納會費意向金或墊付款、為手機卡或點卡充值時，你就該警惕了。

央視新聞還原“徐玉玉案”時介紹，犯罪嫌疑人先是叫徐玉玉到自動提款機查詢補貼款是否到賬，再以激活為名義讓她把學費取出存入所謂的“助學金賬戶”。還有的詐騙團伙騙取被害人使用自動提款機的英文界面，為了更方便操縱被害人。電信詐騙還常與網絡詐騙結合在一起，被害人以短信或電話的方式獲知詐騙團伙提前布局的釣魚網站后，被盜取信息或存款。

問題③：電信詐騙多團伙“作戰”，玩“角色扮演”

從462份文書來看，電信詐騙呈現團伙“作戰”特點，有過半案件出現三人及三人以上的詐騙團伙。多人作案令詐騙團伙得以給被害人布下層層圈套，并在犯案后將贓款迅速轉移。

問題④：電信詐騙上下游產業鏈龐大

據新華社報道，每一起通訊信息詐騙中，產業鏈上下游往往附著至少五個專業團伙：專司策劃騙術、撥打電話的直接詐騙團伙;盜賣個人信息團伙;收集辦理非實名電話卡、銀行卡賣給詐騙分子的團伙;在互聯網上搭建詐騙網絡平臺并與傳統通訊網對接及提供任意改號、群呼服務和線路維護的技術支撐團伙;專門負責替若干個詐騙窩點轉取贓款的洗錢團伙。

以假冒公檢法的詐騙手段為例，一個典型案件中，犯罪團伙人員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與受害人溝通，并且團伙內部包含管理者、電腦手、話務組等不同的分工。從裁判文書描述的案情可看出，電信詐騙案件涉及許多上下游產業鏈。

問題⑤：盜賣個人信息“供養”電信詐騙，卻打擊不足

統計462份判決書的判決(含數罪并罰)情況，也能看出電信詐騙犯罪分工細化、產業鏈化的特點。

- 詐騙罪(含未遂)仍是定罪最多的類型。然后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這兩項罪名涉及直接詐騙團伙的下游鏈條——收集辦理非實名電話卡、銀行卡，并用來提取贓款。

- 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判決也有10例，這涉及直接詐騙團伙的上游鏈條——盜賣個人信息。公民個人信息泄漏導致現在電信詐騙逐漸從“盲騙”走向“量身定制”，危險系數升級。

今年8月的清華大學教授被騙走1760萬一案中，這位教授剛賣掉一套房子，回到家立即就接到了詐騙電話，稱他漏繳各種稅款等等，各種恐嚇威逼，騙子甚至正確說出了網簽合同編號，導致教授一步步中計，結果1760萬全部被騙走。

如果直接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搜索“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篩選出基層法院判決的刑事案件有467例。可是，如果繼續向犯罪鏈條上游搜索，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在全國基層法院的一審判決只有21例。

這說明，對于電信詐騙案件直接上下游的調查、起訴及定罪還相對合格，但是追根溯源地追究信息泄漏環節卻遠遠力度不夠。2010年起，六年內北京1.6億多條個人信息遭泄露，這樣非法獲取的個人信息正源源不斷的供給著詐騙產業。

問題⑥：電信詐騙的量刑：證據搜集困難

翻閱462份判例，量刑長度從幾個月到12年不等，從表面看并無規律性。

根據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后簡稱為《解釋》)，與電信詐騙案件定罪處罰最相關的解釋是：

- 騙公私財物價值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

- 而即使未得手或騙取數額難以查證的，若發送詐騙信息五千條以上或撥打詐騙電話五百人次以上的，以詐騙罪(未遂)定罪處罰。

可以看出，詐騙金額是定罪處罰的核心。如果把刑罰時長與涉案金額關聯起來看，兩者卻沒有顯著的相關關系。這是因為，電信詐騙案件的量刑受很多因素影響，除犯罪嫌疑人在詐騙團伙中的主從角色外，是否有前科、是否退還贓款都有影響。而且，在辦案過程中，常常出現主犯在逃、證據被銷毀、被害人搜集不全的情況，也只能依法從輕懲處。

針對類似“徐玉玉案”導致“被害人自殺精神失常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解釋》則明確規定要“酌情從嚴懲處”。

問題⑦：“詐騙之鄉”監管的無奈

在這462份判決書中，從案發轄區來看，廣東、福建及浙江發生的案件數量分列前三。聚焦到縣市級別，茂名電白、婁底雙峰、漳州南靖、佛山禪城和珠海香洲等地案發最多。

8月發生的徐玉玉遭電信詐騙猝死案、宋振寧遭電信詐騙猝死案的犯案團伙已經被抓獲，其中大部分犯案人員來自福建安溪，這個被扣上“電信詐騙之鄉”帽子的縣城再陷輿論漩渦。

光明網介紹，今年上半年曾有媒體整理了國務院點名批評的7個職業電信詐騙犯罪重點地區，其中包括經常冒充黑社會詐騙的河北省豐寧縣、重金求子詐騙的江西省余干縣、PS圖片敲詐的湖南省雙峰縣、假冒熟人和領導詐騙的廣東省茂名市電白區、假冒QQ好友詐騙的廣西賓陽縣、機票退改簽詐騙的海南省儋州市、網絡購物詐騙的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

集中化的詐騙團伙使許多鄉縣“蒙羞”，使這些地區積極打擊詐騙以摘掉“詐騙之鄉”的帽子：安溪縣轄區內，若配偶、直系血親參與電信網絡詐騙，用贓款所建房予以拆除;雙峰縣自2009年開始曾被公安部四次點名批評，澎湃新聞曾系列報道的“PS艷照敲詐”案作案團伙近半數來自此縣，雙峰縣政法委副書記羅恒旦對新京報記者說道，打擊電信詐騙工作納入綜治工作考核評價體系，而綜治考核與地方領導的烏紗帽掛鉤，工作不力將被“一票否決”。

但是治理電信詐騙仍然困難重重。據《經濟參考報》2014年10月報道，許多鄉縣的本地人將窩點轉移到外地甚至境外。而且舊的詐騙手段被打擊后，又有新的手段冒出來。當地多位工作在打擊、治理電信詐騙一線的公安民警表示，打擊電信詐騙，僅靠一個地方、一個部門很難奏效。司法打擊也逐漸陷入“無震懾”困境。

問題⑧：電信詐騙集團跨境作案

全部案件中，有37件(占8%)有海外團伙背景，其中勾結臺灣人或在臺灣作案的有28件。新華網援引公安部數據顯示，境外電信詐騙犯罪主要是臺灣人組織實施，占大陸電信詐騙案件總數的20%，損失的50%。千萬元以上的大案要案基本都是臺灣電信詐騙集團實施。

案件還遍布印度尼西亞、雅加達、俄羅斯、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肯尼迪、埃及及南非等國。今年4月，肯尼亞向中方遣返首批77名涉案兩岸嫌犯，并于8月8日將剩余40名涉案嫌犯包括5名臺灣嫌犯全部遣返中國大陸。

但是，詐騙集團向境外擴散，但遣返的只是境外詐騙團伙的極小部分。

《新華每日電訊》撰文指出，電信詐騙影響了人們的信任感。防騙也產生過一些“烏龍”：有真正的公檢法工作人員辦案時被罵騙子的，有快遞小哥被拉黑的無法送貨反被投訴的，有位父親換號后給兒子發短信卻被回“我還是你爸”，有位考生收到北大招辦電話誤當詐騙電話差點錯過機會。

打擊電信詐騙不能僅靠普通民眾提高警惕心，更需要多部門的合作。“長安劍”采訪一位17年警齡基層民警稱，即使被害人迅速報案，正常的凍結手續在筆錄、取證、立案后開展，而要說服銀行凍結賬戶又可能面臨跨地分行協調等問題。待民警到達開戶行進行凍結時，錢可能早就到了境外了。

由此可見，打擊電信詐騙不僅需要公安、銀行、電信等多部門聯動，還需要跨境合作。在部分地區，這樣的合作已在開展，以上海市反電信網絡詐騙中心平臺為例，該中心平臺投入試運行半年以來，已經凍結被騙資金折合人民幣超過8000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