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陳根：生育困境，從“能生但不想”到“想生但不能”

文/陳根

繁衍，是生物生存的本能，也是為人父母的人生樂趣之一。然而，隨著工業社會的發展以及人類社會的城鎮化進程，這一規則正在被打破。

一方面，全球各國都逐漸走低的出生率和人口增速讓當局分別采取措施鼓勵生育。比如，我國不久前才公布“放開三胎”的消息，中央宣布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在三孩政策的另一方面，卻是越來越多的家庭“想生而不能”的生育隱痛。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平均每6~8對夫婦中就有1對面臨這樣的困境，以至于中國成為了世界輔助生殖技術治療第一大國，每年試管嬰兒的數量逾20萬例次。

人類的繁衍為什么遭遇如此的困局？困局背后，生育是否還有其他的可能？

人口增速斷崖下滑

200 多年前，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創造性地提出了“馬爾薩斯陷阱”的概念，認為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而糧食只能按算術級數增長。這樣，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便會造成糧食緊缺、人地矛盾。因此，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要以某種方式被消滅掉，人口不能超出相應的農業發展水平。

然而，自西方工業革命開始，人類成功沖破了“停滯的陷阱”，乘上了增長的快車，跳出了馬爾薩斯陷阱。自工業革命之后，大約經過了 100 多年的時間，西方人口上的“兩高一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就逐步被“三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趨勢所取代。

不僅僅是西方國家，近年來東南亞國家也逐步陷入低生育困境。前不久才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受到民眾廣泛熱議。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200萬人，比2019年減少了265萬人，創下了歷史新低，較2019年的1465萬大幅下降了18%。人口增速出現斷崖式下滑。

更值得關注的是總和生育率下降。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位育齡婦女一生平均生 2.1 個小孩，也就是總和生育率維持 2.1，才能保證下一代的人口總數不下降，如果低于 1.5，就可能會進入低生育率陷阱。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為 1.4，已經連續 10 多年人口負增長。

中國的生育率比日本還低，這也意味著，中國將很快進入人口負增長。中國社科院曾經做過測算，如果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保持在 1.6，將在 2027 年出現人口負增長。現在，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就已經跌到 1.3，中國人口負增長的時間近在眼前。

于是， 為了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各國相繼推出重大政策舉措以鼓勵生育。在我國，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開會議，會議指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這一政策將有利于改善我國人口結構、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保持我國人力資源稟賦優勢。

在日本，作為世界上老齡化危機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為了鼓勵生育，日本政府更是奇招百出。比如，產前福利和產后福利，懷孕可以享受免費孕期檢查、免費育兒講座等；只要懷孕85天以上（無論是否流產、死胎）都可獲42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2萬元）的補助。

在法國，婦女最長可以申請3年的無薪育兒假。此外，法國男性，在妻子生產時享有14天的產假，期間可領取全額薪資，以便父親能給配偶提供支持以及照顧嬰兒。自2021年7月開始，孩子出生時父親的休假天數新增至28天，是目前休假天數的兩倍。此番舉措，是為了減少父母尤其是母親在工作和家務勞動時間安排方面的沖突，增強民眾的生育意愿。

可以說，世界各國都在為恢復出生人口作出努力。然而，除了在面臨“生還是不生”的抉擇外，那些“想生而不能”的家庭卻依然遭遇生育的困境。

不孕不育，生育隱痛

中國人口協會此前發布的《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顯示，中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患者超過4000萬，占育齡人口的12.5%～15%。而20多年前，中國育齡人群中不孕不育率僅為3%。這意味著，每6～8對夫婦中就有1對遭遇不孕不育問題。

“妊娠”是懷孕的專有名詞。完整的妊娠期是指從受孕到分娩的全部生理過程。在整個過程中，精子和卵子從相遇結合形成受精卵、分裂成為100個左右囊胚細胞團、成功著床、發育長大直至最終分娩。而中間的每一步出現問題，都有可能導致妊娠失敗。

根據《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調查，即使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一對夫婦，半年之內大約有40%懷不上孕，一年左右大約20%懷不上。根據相關統計，在各種造成不孕不育的原因中，男女雙方的因素占比差不多，都在30%～40%左右，夫婦雙方因素占20%，剩下10%原因不明。

造成不孕不育的原因有很多。一般來說，男性不孕不育的主要原因與精子質量、數量以及性行為能力有關。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精液質量的不合格率正逐年遞增。事實上，針對人類男性精子數量的研究已經持續有幾十年。這些研究普遍顯示，從20世紀開始至今人類精子數量在不斷下滑，并且男性睪酮等特征性激素水平也在持續下降。

2017年，哈德薩希伯來大學的Hagai Levine進行了一項大數據分析，其團隊篩選出1973年~2011年間的185項研究，對其中4萬多名男性的精子數量進行精確分析，這些數據來源包括北美、歐洲超過50個國家的男性。結果令人驚訝，在過去40年間，北美、歐洲、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男性的精子數量下降了53%。

在我國，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男性精液濃度和精子總數自1995年后的14年以來呈現顯著下降趨勢。 世界衛生組織甚至兩次下調合格精液的標準，《人類精液處理和檢驗實驗室手冊》中，男性精子數量已經從1970年的每毫升1億個的平均數字下降到目前的每毫升1500萬個。

從女性角度來看，女性不孕的原因更為復雜。如多囊卵巢或卵巢早衰導致排卵障礙、輸卵管堵塞阻礙卵子與精子結合、子宮疾病甚至自身免疫導致受精卵無法著床等等。即使成功懷孕了，孕期女性的激素水平、身體狀況乃至壓力，都有可能導致胎兒停止發育，妊娠失敗。

其中，多囊卵巢綜合征是不孕不育患者中非常普遍的一種情況。患有多囊卵巢綜合征，容易出現卵泡不成熟、持續性不排卵、雄激素過多和胰島素抵抗等情況，多數表現為月經紊亂、閉經、不孕、多毛、肥胖等問題。并且，對于一些患者來說，即使查清了原因，治療過程仍然十分漫長。

“不孕不育”正在成為生育的隱痛。并且，沒有減緩的趨勢。

生育困境背后

從欲望降低到生理之難，生育隱痛仍在擴大，分析其動因以進行生育策略的調整刻不容緩。

在日本自由記者小林美希深入關注日本新手父母的困境和職場母親的歧視，集合成了《不讓生育的社會》一書中，小林美希提到一個引人深思的現象。孕婦和產婦被迫退出職場，除了是對母親群體的壓迫，也在無形中剝奪了這些母親的同事、后輩們，即有潛力當父母的群體，學習妊娠和育兒等基本知識的機會。

因為這些有經驗的母親們本可以白天待在公司，與同事們進行社交。事實上，生育不僅會導致職業女性遭遇職業中斷和向下的職業流動，還會讓重新回到勞動力市場的職業母親面臨“生育的工資懲罰”，即未生育女性的工資收入高于生育 母親的工資收入。

已有研究發現，生育次數與職業母親的工資率呈現負向的因果關系，并且在生育當年該影響率高達18%。同時，“生育代價”在不同女性群體中存在著差異，生育對高教育程度、從事管理與職業技術工作和在國有部門工作這三類女性群體的負面影響更大。

而從個體的人來看，當前，各行各業都出現了過度的競爭與內耗，從職場到教育，無一幸免。一種普遍的焦慮、不安與恐懼彌漫在生育鏈條的各個環節上，像多米諾牌一樣一觸不可收拾。城市的焦慮感和生活成本過高導致了年輕一代生活空間的壓縮與精神上的倦怠，這進而導致性生活質量以及生育欲望的下降。

大環境的不確定性越高，越少人會愿意養育后代。因為唯有自己最可控，或者說，過好自己已經足夠累了。而恰恰與之相反，嬰兒多變的體質和不同的習性在大部分時候，都需要父母們投入時間想辦法解決。但是，這些困惑與焦慮正是當代年輕人所無法解決的。

從勝利之難來看，不論是精子質量的暴跌，還是女性不孕不育率的增高，都并非單一因素的結果，而是個人以及環境多因素作用的結果。從生活環境來看，環境雌激素作為進入人體后具有模擬雌激素作用的環境毒素，例如多氯聯苯類、二惡英類、農用化學品類、雙酚類、酞酸酯類、金屬化合類、類固醇類、氟利昂、苯酮等，就對男性精子質量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而環境雌激素的來源則包括如農藥、殺蟲劑、廢氣、食品添加劑、二手煙等。如今，人們吃的大部分食物都是塑料包裝，日常用品也多用塑料制作，包含了人造化學物質。這些物質同樣存在于乳霜和化妝品、家居清潔產品及醫藥品中，侵蝕了食物與水源，滲入自然環境中，甚至進入人們的身體。

在實驗動物和野生動物研究中發現，暴露于內分泌干擾物能引起雄性生殖道異常、精子質量降低、成年不育等生殖毒性，有些甚至會使得動物數代精子質量發生異常。人群流行病學調查也說明，暴露于有機氯類化學物和含鄰苯二甲酸酯化學物會嚴重影響男性生殖健康。

生育對于一個國家甚至一個物種的繁衍，都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生育是物種得以延續的必要過程。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乃至一個國家，要想在世界上得以延續，必須綿延不絕地有新個體的誕生，從而代替、繼續舊個體的生命。當前，一邊是“能生但不想”，一邊是“想生但不能”，人類生育困局已不可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