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民以食為天，但如今這“天”問題重重。三聚氰胺、地溝油、瘦肉精等食品(行情 專區)安全事件層出不窮，不斷考驗著消費者的信心底線——食品安全，已成為國人近幾年最為關注的話題。

　　“兩會”前夕，香港特區出臺政策，對嬰幼兒配方奶粉出境進行限制，其背后更凸顯出內地奶業的尷尬與無奈。“兩會”上，大部制改革已經將食品安全的監督管理職責，集中于新組建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一改以往多部門交叉監管的“九龍治水”模式，《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本期報道中溯源內地奶粉信任危機，發現除了監管，業界對乳品的標準問題也極為關注。

　　全國“兩會”前夕的3月1日，香港特區史上最嚴厲的奶粉限制出境政策(俗稱限奶令)正式實施。盡管這項規定早在2月22日便被公布，但實施當天，依舊爭議四起。在隨后召開的“兩會”上，對內地奶業質量問題的管理，也成為熱議的話題。

“食品安全夢”有望實現 能否拯救國產奶粉

　　香港的奶粉搶購熱潮可以追溯到2009年。盡管從2009年至今，我國乳制品的質量有所好轉，但是正如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工商總局局長周伯華所說：此前在相關問題認識、產業管理和監管措施落實方面都存在不足，使得消費者對整個內地奶業充滿不信任感。

　　不信任感出自何處?奶業專家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認為，問題頻出、行業標準制定較低、監管不嚴等，是奶粉信任危機的溯源所在。而部門之間多重管理以及“監管鏈”的缺失，也使得政府難以實現乳制品安全管理的無縫對接。“兩會”上食品安全大部制改革，有望對這一現象作出改變，“食品安全夢”是否離我們更近了一步?

　　全球限奶令升級/

　　長期研究奶業的中商流通生產力促進中心奶類分析師宋亮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內地消費者對食品安全信心喪失的危機，是以三聚氰胺為代表的一系列的食品安全問題所導致的。

　　2009年后，不僅是“三鹿”事件，β-內酰胺酶事件(掩蓋食品中抗生素殘留檢測)、皮革水解蛋白事件等都讓消費者對內地乳制品行業逐漸失去信心。

　　中投顧問發布的報告顯示，2009年間，原來在高端市場占據優勢的“洋奶粉”市場份額進一步加大，洋奶粉在高端市場的占有率由2008年年初的70%上升到85%;在中端市場上的份額也上升了不少。

　　到2011年，隨著奶業質量問題的繼續，尤其是受國產牛奶M1黃曲霉素超標的影響，內地消費者對海外的奶粉需求越來越強烈。

　　奶業專家王丁棉回憶，香港奶粉貨源緊張從2009年開始，“2009到2011年，香港的貨源緊張偶爾會出現，但是大面積的奶粉供貨緊張也僅有兩三次左右。”隨之生意興隆的，則是海外奶粉的網絡代購。

　　也是從2011年開始，隨著內地市場對香港奶粉需求增大，香港有地區和超市進行市場性限購。2011年春節期間，香港部分超市采取了奶粉限購措施。

　　2012年，全球性質的限購潮出現了。當年6月，美國Target、Walmart等大賣場奶粉限購5~12盒。之后各國緊跟，新西蘭、澳大利亞，丹麥、荷蘭、德國、法國等也開始陸續限購或限制出境。

　　事實上，2006年至2012年間，非香港本地的奶粉需求遠高于當地自身。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對外披露，香港每月進口約400萬罐奶粉，當地嬰幼兒每月消費有60萬~70萬罐，約300萬罐奶粉經香港轉出口。

　　由于香港的奶粉關稅較內地低，經銷商可以直接從國外進口奶粉，比如荷蘭牛欄牌奶粉，“港版”只要250元，而在內地就需要312元才能買到。

　　今年2月22日，香港出臺了《2013年進出口(一般)(修訂)規例》(修訂規例)。《規例》中規定，除非獲工業貿易署署長發出許可證，否則禁止從香港攜帶超過1.8千克供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配方奶粉出境。任何人若違反，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50萬港元及監禁兩年。《規例》在3月1日正式生效。

　　王丁棉說，近期天貓向達能和雀巢等6個品牌提供平臺，做原裝奶粉的代理，建立了第三銷售渠道。這也不失為代購以外的一種新型海外奶粉購買形式。

　　大部制改革補漏監管盲點/

　　“兩會”期間，奶粉的質量整治問題已提上日程。周伯華3月4日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國務院各部門正在協調研究，將采取更為有效的專項管理辦法來確保嬰幼兒奶粉安全，這些措施將會盡快出臺。

　　他表示，針對嬰幼兒奶粉的專項管理，將涉及從畜牧生產第一道工序到工廠加工、合格出廠以及進入到流通領域的各個環節，同時要采取一系列更加嚴格的措施規范生產廠家、畜牧養殖以及銷售環節的責任，確保國民能喝上安全、放心奶。國民的“安全放心奶”應在全面的“監管鏈”中產生。宋亮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國內應該建立食品安全追溯體系、食品安全管控機制、食品安全預警機制以及建立食品安全危機處理機制。

　　如今，中國乳品的產業鏈上下，從養殖、加工、物流配送和銷售往往是不同的利益主體，這對監管極為不利。而將這個產業串成真正的“監管鏈”，才能對每件乳制品進行更好的質量追溯。

　　為了完善“監管鏈”，宋亮認為，政府應該要求產業鏈各環節企業按照建立的標準，做各環節的追溯體系，然后互相對接形成信息網，對于這些信息，可以在政府網站上予以共享，方便消費者查找。

　　而建立這套體系的難點在于，需要政府參與，比如在硬件上給予各企業一定的補貼，并且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對環節追溯體系建成的企業進行權利和義務的界定，并保障對接，“這樣，以后奶粉若出了事，可以追溯到問題方，保障了其他企業的權益”。

　　“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拿到一瓶奶，消費者可以通過產品編號，在網上查到這瓶奶的配送公司、生產企業、生產時間和批次、奶源地、養殖場、奶牛甚至是奶牛產下牛奶的時間。”宋亮說。

　　除了以上“監管鏈”，預警機制也十分必要。宋亮表示，政府可以通過機制預警具有局部代表性的大面積食品安全問題，“比如某地出現了大面積疫病、亦或成本上漲造成的食品安全風險，對于未知的危害物，帶來的安全風險等”。

　　王丁棉更看重的是監管方式和指導思想的轉變，“現在我們的監管部門都是發通知公告組織去企業檢查，部分專家組人員有是臨時抽的，對食品安全不了解，根本沒法看出來存在的問題。”

　　王丁棉表示，前幾年產生重大食品質量安全問題時，政府對企業的懲治不及時、不到位，“對于企業來說，在出現問題之時，地方以及中央政府應該制定嚴格的處罰規定，對發現問題的大小企業進行嚴格的處罰”。

　　不光如此。王丁棉向記者介紹，現行的食品安全監管方式，是“九龍治水”，條塊結合地對乳品行業進行監管。這種模式本身效率會很高，但是現在部門和部門之間會出現交叉點或盲區，“管理部門之間沒有明確的界定，責任、義務和權利等都有模糊地帶”。

　　而在今年的大部制改革中，我國將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的職責、國家食藥監局的職責、質檢總局生產環節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工商總局流通環節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整合，組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對生產、流通、消費環節的食品安全和藥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實施統一監督管理等。此外，新組建的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負責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和食品安全標準制定，農業部負責農產品(行情 股吧 買賣點)質量安全監督管理。

　　乳品標準不該一刀切/

　　在監管的過程中，國家標準是重要準繩。但在嬰幼兒配方奶粉的標準上，業內人士存在爭議。

　　王丁棉表示，從現行的國家《嬰兒配方食品標準》(GB10765-2010)前言中可以看到，現在的嬰兒配方奶粉標準制定的依據，是對應于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AC)頒布的嬰兒配方食品標準 (CodexStan72-1981)，同時，還參照了中國營養學會2000年編著的 《中國居民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入量》。

　　王丁棉認為，嬰幼兒配方奶粉標準的制定，首先應該參照國際食品法典(CAC)推薦的標準，但決不僅僅是一個CodexStan72-1981標準。CAC公布的營養標準有很多，其中比較有名的就有CodexStand73-1989(罐裝嬰幼兒食品)、CodexStand74-1991(谷基嬰幼兒食品)、CodexStand156-1989(較大嬰幼兒配方食品)等。

　　他說，現行的中國嬰幼兒奶粉標準所引用CodexStand72-1981標準已經有點過時。目前國際上取代這一老標準的，即最新版本的標準是在2006年11月舉行的第28次會議上提出來的，這個標準的新參數依據或內容已廣為各國所引用或參照。

　　王丁棉舉例，比如關于酪蛋白和乳清蛋白的比例國外要求為6:4。因為酪蛋白高，孩子容易消化不良，同時也給孩子的腎增加負擔。“但是，中國酪蛋白和乳清蛋白的比例則是7:3。國外之所以修訂標準，就是因為之前的標準有弊端和不完善的地方”。

　　但宋亮對嬰幼兒配方奶粉的蛋白比例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其實，嬰幼兒奶粉如果單從指標數量來看，相對國外的標準來說是高的，我們的各系標準都制定得很詳細。”宋亮認為，對于酪蛋白和乳清蛋白的比例，是從中國的兒童身體接受能力的角度來考慮的。

　　“不是說和國際接軌了就是對的，日韓酪蛋白和乳清蛋白的比例也是7:3”。宋亮表示，歐美的飲食習慣決定了其寶寶本身攝入的蛋白就多，因此酪蛋白的比例需要減少。中國寶寶與歐美寶寶正好相反，在蛋白攝入上較少，因此在嬰幼兒配方奶粉標準中，酪蛋白的比例需要提高。

　　宋亮表示，不光是蛋白的比例，中國寶寶在礦物質上的攝取量也比歐美和日韓孩子低。因此，中國嬰幼兒配方奶粉的標準中在微量元素方面要求相對比較高。

　　從各國的嬰幼兒配方奶粉的標準中可以看出，歐洲的嬰幼兒配方奶粉各地域都不盡相同。日本嬰幼兒配方奶粉的標準也與中國不一樣。“我的觀點是，中國東西南北飲食習慣差異很大，我們的奶粉標準制定，應該按照一定的地域進行劃分。比如南方多水產果蔬，北方多吃牛羊肉，兩地的奶粉的配方應該有差異。”宋亮說。

　　嬰幼兒配方奶粉的標準或許僅是業內人士熱烈討論的話題，但是生乳收購標準，則飽受詬病。

　　2010年新修訂的生乳新國標中，生乳蛋白含量從1986年的每100克不低于2.9克，降到了2.8克，菌落總數則從2003年的每毫升不大于50萬，調至不大于200萬。新標準中，生乳蛋白含量遠低于發達國家3克以上的標準，而菌落總數是美國、歐盟(10萬)標準的20倍。

　　宋亮告訴記者，之所以降低國標，是因為中國養殖環境比較落后。

　　中國的奶牛養殖的環境差異性很大。從城市到農村，南方到北方都有巨大的差異。“生乳標準不能一刀切，需要差異化”，宋亮認為，正因為中國復雜的養殖情況，在生乳的標準制定上，需根據差異性相應制定標準，并且分級制定價格。

　　“對于規模化養殖場，生乳標準要求應該高些，建議菌落數每毫升≤3萬，每100克生乳蛋白含量不低于3克;對于中小規模養殖，配套設施不夠完善的，建議菌落數每毫升不大于50萬，生乳蛋白含量每100克不低于2.9克。市場按照品質的差異，分級制定相應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