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爸媽可能都會覺得：孩子將來有出息當然好，但是做一個平凡的普通人也可以。但事實上，“普通人”絕不是一個相對更容易的后備選項，而是一場更加艱辛的戰斗。”

上兩周和一個師姐在群里爭論了兩句，題目是：該不該期望孩子做一個平凡的普通人。師姐是我非常佩服的，我見過冠著才女頭銜的太多了，師姐是難得名副其實的。但她說期望孩子以后只做一個平凡普通人，我是不贊同的。

我理解師姐的意思。她是非常真誠地期望，孩子能夠順由本性自由生長。她作為媽媽，不給孩子太多壓力，不會雞血地把孩子搞得精疲力盡，不期望孩子做什么突破階層的壯舉。不論孩子成為什么樣的人，她都給予全部的愛與支持。我非常敬佩這樣的媽媽，但作為一個出身于普通市井家庭的人，我覺得，她把普通人的生活看得太容易了。

過平凡普通人的生活，并不是一個后備選項，一個對孩子而言更容易的選項。從來都不是。

中國不止有北上廣深。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有家被強拆的范雨素，有拐賣家暴盛行的山區，有小煤窯、有塵肺病。

一個普通的農村孩子，父母都去城里打工，TA們可能在祖父母輩的無力照看下，莫名其妙地長大，然后去城里找份工作。因為沒有受過教育，只能找一線工人的活。在一個生產環境極其惡劣的小作坊，一天工作15個小時以上，一個月休息兩三天。然而有活干就不錯了，產業升級，中國要從世界工廠轉型，以后或許都沒有那么多一線工人的位置了。

普通人的生活，可能就意味著從小沒有父母的愛，沒有教育，沒有尊嚴的工作，乃至沒有工作。是不是太悲慘了點？

好吧，我們是城里人，只說城里人的事，那就說說我熟悉的魔都吧。我是從一個上海普通市民家庭長大的，我媽媽以前在的是服裝紡織行業，我爸爸以前呆的是無線電行業。他們都是普通工人，或者還不夠普通，我媽還做過車間主任，我爸還被廠里送去念過大學。

上世紀90年代，全國都在下崗潮，我爸媽也光榮下崗了。畢竟要響應國家號召，“咱們工人要為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

他們是因為工作表現不好，懶惰，沒效率，咎由自取么？至少在我父母那兩個行業，是因為產業結構調整，整個行業被淘汰了。這就是大時代里的小個體。

在我上大學以前，并不認為下崗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親戚、朋友、鄰居，身邊每戶人家都在下崗。下崗了怎么辦？上海比東北好點，還有個“4050”工程，安排再就業。你可以當保安、做交通協管員、去超市當理貨員、賣賣早點、當當保姆，等等。

“看成敗，人生豪邁，只不過是從頭再來。”

上了大學后，我驚奇地發現，忽然下崗這件事看上去并不普遍。我的宿舍姐妹、我的同學朋友，他們的家長里并沒什么下崗工人。他們的父母職業，有大學教授、中學老師、醫生、政府干部、成功的商人、國企的領導，等等，統統都是不會下崗的職業。我不知道師姐的家境，但我猜，她家可能并沒有過為了孩子的學費要到處跟人借錢的經歷。

普通人是什么？普通人是最不能預判時代大潮，而當潮流改變后，只能死死抓住身邊的碎木頭，用盡全力才不讓自己淹死的那撥人。

最近為了寫劇本，在做90年代的下崗資料。年紀漸長，忽然對父母那輩充滿了同情。我查的是紡織行業的資料，這個上海曾經的支柱產業，這個讓上海成為工人運動發祥地而留在歷史書里的行業，在上世紀90年代，由55萬多工人銳減到不到2萬。

“1996年9月，當申新九廠開完最后一個隆隆作響的機器，夜班結束的職工們在弄堂里席地而坐，車間主任為同事們開完最后一個會，工人們把更衣箱的衣服、茶碗等生活用品整理好，許多人是倒退著一步步走出廠門的，一個車間大約一千多人，一下子全部下崗。當時整個社會下崗的現象沒有之后這么常見，職工們不理解。有職工即使是機器停下來，還是每天‘上班’去，坐在機器旁邊，機器拆走了，就坐在空蕩蕩的廠房里，一直等到廠房拆除，仍有些職工給家里人說自己每天上班，實際上，他卻整日地坐在蘇州河邊。”（摘自一篇新聞報道）

去產能、產業結構調整、外企大規模撤資、實體經濟不景氣、互聯網都很難再圈到錢了、人工智能面前人心惶惶。普通人的無力并不只存在在歷史里，在今時今日，當一個普通人，又容易么？2016年，上海的平均月薪是6378，有70%的人年薪不到十萬。而與此同時，上海的房價是多少？菜場里豬肉牛肉又是什么價格？

我上學期在舊金山的反租客迫遷中心做志愿者，簡單來說，就是為被房東驅趕的租客提供法律援助。我微信群里的鄰居朋友們都反感這個組織，因為華人們普遍比較有錢，房東多而租客少。

舊金山有8千個露宿街頭的無家可歸者。他們為什么都會淪落到這步呢？這8千個人里，有三分之一是家暴受害者；有三分之一是精神疾病患者。

政府為什么不管？收容場所有限，即使規矩很嚴，很多人都要排十幾年才能排到。那增加收容場所呢？可誰又愿意政府新開一個收容院在自家小區？房價會不會跌？犯罪率會不會升？

還有剩下三分之一，很多就是被房東用各種理由趕出去的，其中不付房租的最多。不付房租被趕，聽上去是很正當的，我也不覺得房東做得有不對，但如果深究到為什么不付房租，有時就會有點無奈。

我遇到過一個三十來歲的白人男青年，受過高等教育，有份工作，閑暇還去公益組織做志愿者。有一天忽然被車撞了，幾次手術之后，還是留下了后遺癥，嗜睡、精神恍惚，所以沒法工作了，也就沒有了收入。申請福利，但不知道為什么沒申下來，女朋友又離開了他。嘗試過自殺，被救回來，回家后面對的就是房東的驅逐通知。

實習最后一天，遇到一個美國退伍的老兵。說話很風趣，有那種美國人典型的爽朗自信。退伍后曾經有份很體面的工作，后來做生意都賠了。退休之后，只能靠每月一千多塊的福利過活。照理說，一千多的福利，夠交五百多的房租，錢都到哪里去了？

他閃爍其詞，我一再逼問，最后他承認，自己花完了。我一開始有點氣憤，覺得這種人自己都不為自己打算，但后來想想，又有點凄涼。他不過是每個月多花了三四百塊錢而已；他不過是體面了一輩子，不習慣晚景那么凄涼而已。他上過戰場，立過勛功，晚年的時候偶爾下個館子不想天天吃超市的打折面包，真的算得上很過分的要求么？

我對這兩個人印象最深，是因為我覺得，作為一個普通人，誰都有可能落入那個境地。一次意外的車禍，一次生意的賠本，就可能落到那個境地。而每次最無奈的，就是問：你如果失去住房，有沒有親戚朋友家可以去？所有人都回答，沒有。

好了，似乎又扯遠了，我們要說的是普通人，感覺又變成悲慘人士訴苦大會了。但事實是，所謂低收入領福利的悲慘人士，和普通人并沒有差得很遠。哪怕是在舊金山硅谷，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年薪十幾萬刀的。美國平均家庭年收入也就五萬，一個普通人，不在熱門行業，年薪三四萬是非常正常的。而舊金山的房價是多少呢？一間獨立一居室，在舊金山的月租金，是三千多美金。那些年薪三四萬的人想要留在舊金山，就是過著國內所說的蟻居生活。

更讓人感嘆的是，窮人，是有公益組織幫助的，而你脫離了窮人的范圍，找到了一份工作，變成了“中產”，所有的援助都離你遠去了。

我接待過一個拿著6萬年薪替花旗做活動的時尚行業人士，她很囂張很難搞，所有援助律師都不喜歡她。但她有句話問得很對：有錢人有那種動不動收費幾千的大律師幫忙，窮人有你們這種援助律師，那我們這種有普通工作的人怎么辦？活該被房東隨便找個理由就趕走么？

心懷摯愛、名校畢業的中產爸媽們，或許非常真誠地認為：自己也不過是一個普通人。認識到自己渺小當然是好的，但客觀事實上，不是的。

人大的畢業生接機途中死亡了，人大的校友會有能力有影響力把這個案子翻過來，普通人沒有這個待遇；華為的工程師下崗了，網上發發牢騷就能成為社會熱點，珠三角那么多失業的工人沒有這個影響力。

我印象最深刻的畢業演講，是去年復旦經院畢業典禮上，姜緯教授的演講。她說：在座復旦的畢業生，你們是優渥群體（privileged），你們手中有很多特權，是普通人不具備的。

第一，你們有一份可以計劃的事業而不僅僅是夢想；第二，世界上的消費品制造商和服務商都在追逐迎合以及引導你們的意愿；第三，你們在很大程度上有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因為你們知道這個世界上存在不同的生活方式；第四，社會傾聽你們的呼聲，如果你們中的一員遭遇不幸，尤其是如果涉及可能不公對待的話，這會在一夜之間成為重大新聞。

所以，相對應的，沒有特權的普通人的生活是怎么樣的呢？事業僅僅是夢想；沒人關心因為你的需求，你的痛點只是個沒法讓企業賺錢的假需求；不能選擇生活，除了沒能力外，你很可能根本不知道還有其它生活方式的存在；社會也無視你的遭遇，哪怕是再不公的遭遇。

做母親的都偏心自己的孩子。普通人的生活那么艱辛，我真心不希望她們以后成為一個平凡的普通人。我希望她們能擁有優渥群體的特權，我也希望我和我老公能努力為她們創造這種特權。

如果有幸成為優渥群體，也要明白，這個世界是不公平的。并不是僅僅因為她們努力過得到特權就是理所當然的。大時代里的小個體，能到達的高度除了10%自己的努力，剩下的，完全是運氣和時代大勢決定的。天命給了你特權，也會附加給你更大的責任，不要害怕去承擔責任。

然而，統計學告訴我們，大多數人都只能成為平凡的普通人。永遠有人會被時代淘汰，永遠有人只能做時代里的小沙粒。

每個人活在世界上，上天都安排好了給TA的挑戰，沒有一種選擇是容易的。小確幸的背后，是在大時代沉浮的無力把握。如果我的孩子以后只能成為普通人，我希望她們做好心理準備，要勇敢，要堅韌，要保持生命的力量。遇到再大的風浪，也能死死抱住身邊的碎木板不要沉下去。

孩子，普通人的人生，不是貪圖安逸的后備選項，而是一場勇氣對決的刻苦戰斗。你們要時刻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