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報一：國學教育

國學教育歷史

章太炎于1906年9月在東京發起“國學講習會”，不久又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國學振起社，其“廣告”云：“本社為振起國學、發揚國光而設，間月發行講義，全年六冊，其內容共分六種：（一）諸子學；（二）文史學；（三）制度學；（四）內典學；（五）宋明理學；（六）中國歷史。”

1905-1906年，國學保存會印行了劉師培編著的中國第一套也是至今唯一明確標注的中小學“國學教科書”。這套國學教科書分編有《倫理教科書》2冊、《經學教科書》2冊、《中國文學教科書》10冊、《中國地理教科書》2冊、《中國歷史教科書》2冊。[14] 2013年，《劉師培國學講論叢書：中國歷史教科書》重刊。

國學強調治學要循序漸進、實事求是。一直到晚清，中國傳統學人的治學，一定都是先由文字、音韻、訓詁及目錄、版本、校勘等“小學”科目入手，而后才治“史學”，再由“史學”而入“經學”。傳統文化里有“道”、“器”、“藝”的分別。

新辦國學教育

教育部“十二五”規劃課題《傳統文化與中小學生人格培養研究》課題組執行主任張健在報道中介紹說，目前國家提倡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至少應該包括國學經典、傳統藝術和民俗文化三部分。但一些學校認為，學學《弟子規》、背背《論語》就是國學教育了，忽視了傳統文化中經典、藝術、民俗的相互關聯性和整體性，沒有從各年齡段的差異性去構建完整的中小學傳統文化課堂。另一方面，想找到各領域文化融會貫通的國學教師也是個難題。教國學的老師應該精通儒釋道兵醫藝多個門類的文化，對學生進行人格教育。但目前，并沒有哪所高校專門培養“國學人才”，甚至沒有“國學專業”。

1、新教學課題：據悉，從2016年開始，教育部將在高校本科專業增設“國學專業”，目前東北師大、北京聯合大學等高校已經在考慮招收“國學專業”學生。據了解，至2015年5月末，國家以及教育部的傳統文化相關課題組已完成了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大學、成人教育（全國領導干部國學教育系列教材）、海外漢文化教育近700冊傳統文化標準化教材研發工作。其中，中小學傳統文化教材又根據全國各省/直轄市的地域文化的不同樣貌，分別編寫了全國26個省/市的“國學與地區文化”相融合的地區版專用教材，并首次提出了中小學階段的傳統文化教育目標是“青少年完美人格教育”。目前，北京的通州區和大興區也在使用中小學傳統文化教材。教材試點工作將于今年完成，之后該套教材將申報國家級教材，通過驗收后將向全國推廣。

2、教育內容：中國傳統文化近幾年越來越受關注，各學校紛紛在教學計劃中增加“國學”課程，全國的“國學教師”缺口很大。為了改變這一狀況，明年教育部的高校專業設置中將首次增設“國學教育本科專業”。教育部“十二五”規劃課題《傳統文化與中小學生人格培養研究》課題組執行主任張健介紹，目前國家提倡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至少應該包括國學經典、傳統藝術和民俗文化三個部分。

手抄報二：國學屬性

國學、經學≠儒學

近年來，談國學的人漸多，似乎不談國學不能稱為國人。可是，近些年談國學的人，一談國學就說儒家之學（簡稱儒學），以為除了儒學，就沒有國學；或是認為，只有儒學才是真正的國學。

《說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徐灝注箋：“人之柔者曰儒，因以為學人之稱。"儒"本是鄙稱，儒家這一稱號不是孔子自家封號，而應是墨家對孔子這一學派的稱呼。”因此古代通常以“儒”稱學者，如《字匯·人部》：“儒，學者之稱。”以“儒”稱謂儒家，只是古代的一種用法，如《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

也就是說，儒家學說是古代服務于帝王統治的教化學說，并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場而為老百姓服務的學說。因此，如果以儒家來代表中國傳統文化，實際上是將中國傳統文化完全看作古代專制主義或為古代專制主義服務的思想的代名詞。當然，并非全盤否定儒家文化，而是說，如果將中國傳統文化全部或是主要看作是儒家文化，不僅全盤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良傳統，而且也將儒家文化中積極的因素給否定了。這顯然不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的本來面目，更不是當代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旨所在。

國學，顧名思義，就是國家之學，也是國人之學。古代中國的國家觀念是不斷變化的，但無論怎么變化，都可以稱之為中國或華夏。也就是說，國學應當是中國或華夏歷朝歷代學術文化之總稱。從歷史來說，國學不能局限于儒家之學，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儒學只是與道、墨、法等諸家相并列之一家學說。

百家并存

在學理上，國學何謂卻是可以討論的。這無疑有助于我們在進行國學教育時增加幾分自覺性，使得我們對國學的理解更加深入，而不會天真的以為穿著長袍馬褂逛街就是在講國學了。曹聚仁先生當年就指出，如果“根本上沒有明白國學是個什么，也沒想到要去研究國學的原因，只不過因循的盲從，胡亂提倡些國學，做冒牌的圣人之徒”，那“是很危險的”。而前人比如被譽為最后一位古文經學大師的章太炎對國學的看法無疑具有豐富的借鑒意義。

從章太炎本人思想發展的歷程來看，“國學”作為內容當然是貫穿其一輩子的思想主題。從他入俞樾的詁經學社做學生起，直至臨終那一刻，他堅持的就是“飯可以不吃，學不可以不講”。不過，“國學”作為一個概念卻不是從來就在他的話語體系中獲得合法性的。早先，作為國粹派主將的章太炎是用“國粹”來指稱后來“國學”所代表的內容的。然而，不久他便將概念改換成了“國故”，并作有《國故論衡》。在第三個階段，才有“國學”的概念的提出。晚年，章太炎還會使用“國性”來稱呼國學。顯然，就這四個概念的使用而言，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出章太炎對“國學”的看法：“國粹”無疑顯示了對傳統文化的高度崇敬之情。但是，它難以回答“凡是歷史上的就一定是好的嗎？”這樣的疑問。“國故”則似乎略微走向反面，認為傳統文化已經成為歷史陳跡，似乎給人某種灰塵仆仆的感覺，比不上“國粹”的古色古香。“國性”所指當然也是歷史傳統文化。章太炎認為，中國當時面對強敵外逼，即便亡國了，只要國性存在，依然有復國的那一天。顯然，國性的含義是比較抽象的，不易把握。比較而言，“國學”的提法不僅中立，而且具體。以此為背景，我們似乎也能從“國學”立科而不是“國粹”立科的做法中體會出國家中正的態度。

那么，國學的主要內容是什么？用章太炎的話來說，就是“國學的派別”究竟有哪些？他主要從三個角度展開論述：經學的派別、哲學的派別、文學的派別，這些派別絕非儒學一家能夠涵蓋的。

章太炎指出，經學包含著“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兩家，每一家又有各個支系。他本人是古文經學家，認為今文經學所講的，雖然不完全是宗教，但總體上傾向于此。對此，他是有些不滿的。他認為，就“六經”本義而言，“無一非史”。《尚書》、《春秋》都是記事的典籍，是確定無疑的史；《詩經》大部分是為國事而作，只有少量的歌謠，所以也是史；《禮經》記載古代典章制度，是史的一部分；《春秋》臚列事實，中寓褒貶之意，是顯明的史；《易經》蘊含著史的精華；《樂經》已經失去，但章太炎揣測它是家在樂譜和制度的，所以也包含著史的特性的。可見，章太炎堅持“六經皆史”說，所以正如湯志鈞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在國學的派別中章氏并不專列史的派別。由于“六經皆史”，章氏反對對六經“推崇過甚”。這個態度當然和他古文經學的立場密切相關，然而，今日我們再來看“經”，它們究竟是不可移易的“常道”，還是需要與時變化的文本，那是需要仔細考量的，否則一不小心，我們就可能抬舉出若干高高在上的教主來，對他們我們只有跪拜的分。

關于哲學，章太炎認為中國古代的儒道法墨名以及佛家可謂哲學的主要派別。他認為，《論語》一半講倫理道德學，一半是哲理。儒家之中，《孟子》、《荀子》也談過哲理；老莊的主張，和哲學密切聯系；名家大量的涉及“論理學”也即邏輯學；墨子的《經上》《經下》是極好的名學；法家之中韓非的《解老》《喻老》兩篇，將他與哲理聯系了起來。當然，這是章氏對先秦時期的哲學的刻畫。事實上，他對中國古代哲學史的論述言簡意賅，揭示了國學哲學之部的豐富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