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家長講脫貧手抄報：精準脫貧標準

一、貧困戶、貧困人口脫貧標準

1、農村貧困人口精準脫貧原則標準：《扶貧剛要》規定：2020年實現“兩不愁、三保障”即：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農村貧困人口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貧困戶 “八有”：一是有安全住房；二是有安全飲水；三是有基本農田；四是有增收產業；五是至少一人有技能資質證書；六是有基本社會保障；七是實現家里有余糧；八是實現手頭有余錢。）

2、具體經濟指標標準：我國現行脫貧標準是農民年人均純收入按2010年不變價計算為2300元，2014年現價脫貧標準為2800元。綜合考慮物價水平和其他因素，逐年更新按現價計算的標準。按每年6%的增長率調整測算，2020年全國脫貧標準約為人均純收入4000元。折算成人均可支配收入10000元。

3、貧困戶按五個一批脫貧標準：扶持生產和就業發展一批，有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全面提升，每戶都有一項以上增收致富的主業，掌握一門以上就業創業技能。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全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移民搬遷安置一批。有安全穩固住房，人均安全穩固住房面積等于或大于25平方米。

低保政策兜底一批。每人每年保障性收入超過同期國家扶貧標準。

醫療救助扶持一批。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達到98％以上；就醫報銷比例提高10%以上；降低貧困戶大病保險起付線，提高大病保險報銷比例；加大醫療救助力度，提高醫療救助標準；貧困人口享有更加均等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

教育培訓幫扶一批。適齡兒童接受9年義務教育；兩后生技校專業就讀；主要勞動力接受了技能培訓。

基本公共服務主要指標達到小康水平。道路通達，出行方便；飲用安全水，有條件的接通自來水；有簡易衛生廁所；有安全的農村電網，有通訊設備，有線廣播電視入戶，接通互聯網。

注：國家的社會扶貧、行業扶貧、專項扶貧所有支持資金都要統計進入幫扶資金收入。

二、貧困村脫貧主要標準為：貧困戶96%以上，脫貧、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全省平均水平70%以上、村集體經濟收入達到5萬元以上；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生產生活條件顯著改善；貧困村基本公共服務主要指標達到全省平均水平（每個貧困村達到”十有”標準，即：一是有主導產業；二是有專業合作社；三是有教學點和衛生室；四是有敬老院和幼兒園；五是有綜合性村民活動場所；六是有金融網點覆蓋；七是有綜合商業服務；八是有硬化的通村公路，九是有良好的村容村貌；十是有集體收入）。

三、貧困縣脫貧的主要標準為：貧困縣貧困發生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等達到國家規定標準。實現貧困縣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

以脫貧為主題的手抄報：扶貧標準

扶貧標準是為幫助貧困地區和貧困戶開發經濟、發展生產、擺脫貧困的一種社會工作，旨在扶助貧困戶或貧困地區發展生產，改變窮困面貌。2011年度全國扶貧工作會議于11月在北京召開，扶貧線標準或再上調。

扶貧標準的演變

我國在2008年前有兩個扶貧標準，第一個是1986年制定的206元的絕對貧困標準，該標準以每人每日2100大卡熱量的最低營養需求為基準，再根據最低收入人群的消費結構來進行測定。后來此標準隨物價調整，到2007年時為785元。第二個是2000年制定的865元的低收入標準，到2007年年底，調整為1067元。2008年，絕對貧困標準和低收入標準合一，統一使用1067元作為扶貧標準。此后，隨著消費價格指數等相關因素的變化，標準進一步上調至1196元。但1196元的新扶貧標準仍被視作偏低。2011年，中央決定，將農民年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這一標準比2009年提高了92%，更多低收入人口將納入扶貧范圍。

2012年12月8日起遼寧省扶貧標準將提高至3200元，比原來1500元的扶貧標準提高了113%。在這一標準下，全省低收入貧困人口數為314萬人，約占全省農村人口的14.8%。

扶貧標準的影響

過去5年，全國貧困人口從6431萬減少到2688萬。據新華網消息，2300元的新扶貧標準意味著貧困人口增至1.28億人，占農村總人口13.4%，占全國總人口(港澳臺除外)的近1/10。

經過此次大幅上調，新的國家扶貧標準大致相當于每日1美元，是中國國家扶貧標準線與世界銀行的國際標準線的距離為史上最近。2008年世界銀行宣布，將國際極端貧困標準從每天生活費1美元提升至1.25美元。

扶貧新標準的出臺，引發網友熱議。“你需要被扶貧嗎?”一時成為新浪微博中的熱門話題，參與該話題的相關微博數超過40萬條。有網友指出，這是很好的政策應該支持，但關鍵要看是否真正落到實處，為百姓謀福，而不是炫耀取得的成就，因為貧富差距的增長比貧困標準快多了。

“此次扶貧標準的上調力度可謂史上最大，但因以往標準過低，很大程度上屬‘補課’性質。”中國社科院農村所貧困室主任吳國寶在接受《南方都市報》采訪表示，我國每年會根據物價指數對扶貧標準進行微調，但階段性調整缺乏制度化，像越南除了年度調整外，還有5年一次的階段性調整。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風田撰文認為，隨著工資、房價劇增，收入差距擴大和持續上漲的物價，這次提高雖然貧困人口數大躍進，紙面不好看，但不能讓上億民眾“被脫貧”。同時，他指出，我國區域差距太大，各地的生活標準調整要根據當地具體情況靈活掌握。另外，調整當下的貧困縣標準也應成為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