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報一：香港回歸意義和原因

歷史意義

香港回到祖國的懷抱，洗刷了民族百年恥辱，完成了實現(xiàn)祖國完全統(tǒng)一的重要一步。香港回歸祖國是彪炳中華民族史冊的千秋功業(yè)。

歷史意義可從國內和國際兩方面來看：

對國內的意義：

有利于推進祖國的和平統(tǒng)一大業(yè)，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

有利于促進香港地區(qū)的繁榮穩(wěn)定與發(fā)展。香港回歸十余年，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下，香港發(fā)展走向日益繁榮；

香港回歸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成功實踐，通過香港回歸的實踐證明鄧小平提出這一政策是英明正確的，同時為澳門問題的解決以及澳門的回歸提供了實踐的范本，最終也為解決臺灣問題實現(xiàn)中國完全統(tǒng)一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

對國外的意義：

香港的順利回歸不僅是給西方大國以有力的回擊，而且香港回歸的成功實踐也為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qū)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實例，對世界政治發(fā)展具有重大意義。

原因

中國政府為什么能成功解決香港、澳門問題

前提條件：改革開放實行后，中國的綜合能力日益增強，同時國際地位也在不斷提高；

政策因素：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

法律依據(jù)：中英聯(lián)合聲明的簽署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基本法的頒布；

群眾基礎：港澳同胞的愛國意識強烈，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tǒng)，渴望回到祖國的懷抱；

準備工作：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圓滿地完成了各項任務。

手抄報二：香港回歸主要人物

鄧小平

1982年1月，鄧小平在談到國家統(tǒng)一模式時明確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他表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就是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們的那個制度”。“一國兩制”的概念正式出臺。這也成為后來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國策。可以說，沒有鄧小平創(chuàng)造性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就沒有今天的香港。

縱觀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的整個過程，鄧公不管是在臺前還是幕后，都是運籌帷幄的靈魂人物。每當談判陷于僵局，正是鄧公的堅定、果敢、務實、靈活，特別是擲地有聲的表態(tài)，使英方徹底丟掉不切實際的幻想，重新回到談判桌上來。這主要體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談判之初，對于英方提出的“主權換治權”，鄧公以“主權問題是不可以談判的”、“我們不是清政府”的義正辭嚴的表態(tài)，迫使英國人全面退卻。主權問題的解決，也為以后的談判定下了基調。二是關于中國在港駐軍的問題。雙方曾一度在此問題上陷于膠著，鄧公一句“駐軍是主權的表現(xiàn)”的表態(tài)，將此爭論一錘定音。

鄧公晚年一直關注著香港的發(fā)展和變化，并期待著其回到祖國的懷抱。鄧公多次表達過這樣的心愿，希望香港回歸后，能“到祖國自己的土地上看一看”。然而，天不從人愿，1997年2月19日，一代偉人與世長辭。此時距香港回歸不足200天。

偉人雖然離去，但遺孀卓琳最終替他完成了心愿，親眼見到了香港的回歸，就像特首董建華在回歸慶典里講到的那樣。“在香港舉步邁向這個新紀元的時候，我們懷著無限的敬意，追念鄧小平先生……我特別高興卓琳女士能夠來香港參加回歸的盛世……”

周南

1984年1月，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的周南，接替姚廣出任中英第2階段第8輪談判中方代表團團長。當時，英方雖然表示不再堅持對香港的管治權，也“不謀求任何形式的共管”，但卻含糊地表示，要謀求與香港的“某種密切聯(lián)系”，甚至還要求九七后香港要保持“完全自治”。談判一度陷于僵局。

為了加快談判進度，周南擔任代表團團長后，在中央的部署下開始“變法”，在正式談判之外增加了私下接觸和非正式磋商。這對加快談判進程起到了一定作用。最終，1984年9月，周南代表中國政府完成了與英方就香港問題的談判，并于9月26日與英方代表團團長伊文思草簽了《中英聯(lián)合聲明》。至此，歷時兩年22輪的中英關于香港九七后前途的談判宣告結束。

1990年，周南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籌備委員會預委會副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籌委會副主任等職。香港回歸后，周南功成身退，卸下了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職務，過起了退休生活。回歸前夕，周南在香港出版了《周南詩詞選》，學界耆宿趙樸初、饒宗頤、錢鐘書等為之或序或跋，影響可見一斑。

魯平

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及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現(xiàn)已退休。八十年代初的中英談判，魯平作為中方重要的談判人和智庫要員，經(jīng)常出謀劃策，是中英談判的關鍵人物之一。1992年，時任香港總督彭定康推出“新九組”的政改方案，惹來中國政府的不滿。魯平叱責彭定康為“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這一句說話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被視為香港是否平穩(wěn)過渡回歸的重要標志。

董建華

1996年12月11日，香港第一任特首選舉。在四百人組成的特首推選委員會中，董建華成功擊敗了三名對手：楊鐵梁、吳光正及李福善，勝出香港特別行政區(qū)首屆行政長官競選，12月18日接受國務院的委任。在首任五年任期完結后，在沒有其他候選人競逐下，于2002年7月1日成功連任，原于2007年7月1日任滿，但在2005年3月10日以健康理由向中央人民政府請辭，3月12日獲接納，后當選為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在任內曾爆發(fā)多場大規(guī)模示威、他的多項政策受到爭議、要求普選的聲音亦轉趨強烈。

撒切爾夫人

如果說，中方解決香港問題的靈魂人物是鄧小平，那么英方則是首相撒切爾夫人。

平心而論，鐵娘子（iron lady）在談判桌上不敵鄧公，也不能全歸咎于她的個人能力與談判技巧。畢竟，中方公理在手，國力在后。其實，從香港問題最終的解決方式來看，作為“日不落帝國”的后代，鐵娘子還是顯示了靈活務實的政治智能和策略，最終順應了歷史大潮，為中英兩國共同完成香港平穩(wěn)回歸中華的偉業(yè)，作出了貢獻。香港的和平回歸，也為國際上通過和平談判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借鑒。

彭定康

1992年出任第28任香港總督，一直至1997年6月30日中國恢復對香港使主權前一日為止。彭定康上任后不久便與中國陷入惡劣的關系。1992年10月，彭定康發(fā)表了任內第一份施政報告（3萬字“政改方案”），報告涉及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但中國政府隨即大表不滿，指出改革未曾咨詢中央意見。時任港澳辦主任的魯平更斥責彭定康是“千古罪人”。而彭定康自宣布政改方案以后，再沒有被邀請與中國領導人會面。

賀維

1982年中英開始香港問題談判，賀維時任英國外交大臣，成為中英談判中的關鍵人物。在中英歷時兩年的談判中，賀維多次訪華，并受到鄧小平的會見。鄧小平1984年7月31日與賀維的談話，成為闡釋“一國兩制”的經(jīng)典性文件。中英開始就香港前途的談判后，賀維與當時的英國駐華大使、英方代表團團長柯利達，同被認為是“親中派”。應當說，在促使撒切爾夫人放棄其“主權換治權”的立場上，賀維與柯利達起到了一定作用。

由于在歐洲一體化問題上與撒切爾夫人意見相左，1990年11月1日，時為副首相的賀維辭去在政府中的所有職務。1992年，賀維被封為終身貴族。

柯利達

如果說撒切爾夫人是中英談判英方幕后總指揮，那么，談判前期英方處于談判一線的領軍人物則是柯利達。

1982年秋談判開始時，柯利達以其英國駐華大使的身份被任命為英國代表團團長，直接參與談判。

雖然自第7輪談判后，團長一職由新任駐華大使伊文思擔任，但由于柯利達的新職務是首相外事顧問兼負責香港事務的外交部次官，因此實際上是在更高層次上負責與中國的談判。

柯利達對中英雙方最終簽署聯(lián)合聲明，起到了積極作用。柯利達以其對中國事務的洞察與了解，提出了“避免對抗、推動談判”的建議。這個建議最終促使撒切爾夫人放棄了在主權問題上同中國對抗的立場。

衛(wèi)奕信

1987年4月至1992年7月，衛(wèi)奕信出任香港總督，歷時5年。他是英國政府中公認的中國通，也是中英聯(lián)合聲明的起草人之一。在其任內的5年中，香港正處于回歸前的過渡期。

在中英涉港事務上，衛(wèi)奕信主張與中方合作，并依照《中英聯(lián)合聲明》的原則和規(guī)定處理過渡期事務。這樣的立場與當時英國政府的強硬派不合。1992年，彭定康取代衛(wèi)奕信出任港督。以此為標志，中英在香港問題上進入了激烈的沖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