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報一：文房四寶基本介紹

“文房四寶”指筆、墨、紙、硯四類書畫用具，已是今人皆知的常識。但“文房四寶”一辭源自何者？源起何時？卻尚有未盡之解。比如《辭海》“文房四寶”辭目的說法，便是如此：“舊時對筆、墨、紙、硯四種文具的統(tǒng)稱。文房謂書房，北宋蘇易簡著《文房四譜》，一名《文房四寶譜》，敘述這四種文具的品類和故實等。”

《辭海》說法的模糊之處在于：“一名《文房四寶譜》”的作者是誰？是另有他人？還是蘇易簡（958—997年）本人？如果是蘇本人，那么“文房四寶”一辭就當是蘇易簡提出的。但像《叢書集成》等收錄蘇易簡著作的各種文獻中，皆以《文房四譜》為書名，而未見注明《文房四寶譜》作者為蘇易簡者。也就是說，“文房四寶”一辭與蘇易簡的著作名稱，并無直接的原詞轉用關系。

蘇易簡不是“文房四寶”一辭的直接發(fā)明者，這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為蘇易簡《文房四譜》一書做提要時有所記載：“《宋史》本傳但稱文房四譜，與此本同。尤袤《遂初堂書目》作《文房四寶譜》，又有《續(xù)文房四寶譜》。考洪邁《歙硯說跋》，稱揭蘇氏文房譜於四寶堂，當由是而俗呼四寶，因增入書名，后來病其不雅，又改題耳。”

《四庫》提到的洪邁（1123-1202年）和尤袤（1127-1194年）生卒年代相近，但都晚于蘇易簡，二者與“文房四寶”一辭似乎都有關系。其中《四庫》在為洪邁題跋《歙硯說》等書目的提要中，更詳細地談到了上述“揭蘇氏文房譜於四寶堂”的人，是洪邁的哥哥洪適（1117-1184年）。換言之，《四庫》是說蘇易簡原著《文房四譜》本無他名，是因為洪適曾經把它揭示于徽州的四寶堂，才有人用“四寶”這種俗稱稱它為《文房四寶譜》的。因此，同為一個時期的尤袤在做《遂初堂書目》時，這才把俗稱的《文房四寶譜》等收錄了進來，也未可知。

然而問題到這里并沒有解決，因為實際上，在比洪適早出生一百多年的蘇易簡生活的北宋時期，社會上已在普遍使用“文房四寶”一辭了。如詩人梅堯臣（1002—1060年）早就寫有“文房四寶出二郡，邇來賞愛君與予”的詩句。

由此可見，“文房四寶”一辭的來源，盡管與蘇易簡著作名稱沒有直接關系，《四庫》所記得名于洪適的說法也經不起年代差的考實，但至少在北宋時期，社會上已廣泛使用了這一詞匯，當無問題。到再晚一些的南宋初年，陸游（1125—1210年），甚至還把“文房四寶”叫做“文房四士”：“水復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獨相依”。但是不知為什么，被陸游入題入詩、稱之頌之的“文房四士”一辭，卻沒有像“文房四寶”那樣流行并流傳下來。這大概與后者出現(xiàn)和使用的年代較早，更傳神地表達了紙、墨、筆、硯在書房中的地位，已被社會廣泛接受的緣故有關。

筆、墨、紙、硯在宋代已成為書房中最重要的書寫繪畫用具，有考古學上發(fā)現(xiàn)也可作證。如在福建省福州市茶園山發(fā)現(xiàn)的南宋許峻墓中，就發(fā)現(xiàn)了整套“文房四寶”用品被隨葬的現(xiàn)象。再如河北張家口遼代張文藻家族壁畫墓的壁畫中，也有不止一幅迄今所見最早將筆、墨、紙、硯同繪于一處的“文房四寶”圖畫。其中7號墓“童嬉圖”壁畫中（如圖），有四童子藏于后面嬉戲的柜子，發(fā)掘者認為是食盒，但有研究者認為，應當是文房用具，可放置紙張、畫軸、書札等。這幅畫的墓主人張文藻卒于遼代咸雍十年（1074年），與蘇易簡、梅堯臣等人生活的年代甚為相近。這些無不說明，如果筆、墨、紙、硯不是經歷時代的積淀，逐步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實用基礎，那么“文房四寶”一辭是不會在宋代終成專門用語的。

說起來，“文房四寶”中的“四寶”譜系還有據(jù)可考，但作為書寫、讀書等專用處所的“文房”的起源，卻實難考實得多。像唐代杜牧《奉和門下相公兼領相印出鎮(zhèn)全蜀詩》中所言“彤弓隨武庫，金印逐文房”，已是我們迄今能看到的比較早的“文房”用辭了。因此說“文房”一辭于唐代就已出現(xiàn)，或者還可能更早一些到南北朝時期，當不至于引起太大異議。但問題是，我們這里提到的文房，其實多屬于概念或屬性范疇，因為目前為止還沒有直接的文獻著錄、考古發(fā)現(xiàn)以及研究成果，能告知我們唐代的文房到底是什么樣的具體形態(tài)。

將有關文房四寶的起源研究，延伸到與其關的書畫空間場景中，是在變筆、墨、紙、硯的靜態(tài)討論為書畫者行為的空間動態(tài)考察。因為文物的研究方法乃至文物觀，正在發(fā)生從單體到整體再到群體的轉變，了解和復原古代書畫用具與文房乃至與文人行為之間的關系，這樣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書法用具發(fā)展的史脈。換言之，如果說文房是“文房四寶”的空間載體，那么，文人則是文房的活動主體。沒有文房承載的文房四寶是孤零散亂的用具，而沒有文人活動的文房則是沒有活力的空寂建筑。

手抄報二：中國的文房四寶

中國的用具，不少獨具一格，它既表現(xiàn)了中華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風俗， 又為世界文化的進步和發(fā)展作出了貢獻。其最典型的是被稱為“文房四寶”的書寫工具：紙、筆、墨、硯。

紙，是中國的一個偉大發(fā)明，世界上紙的品種雖然以千萬計，但“宣紙”仍然是供毛筆書畫用的獨特的手工紙，宣紙質地柔韌、潔白平滑、色澤耐久、吸水力強，在國際上“紙壽千年”的聲譽。

毛筆，是古代中國與西方民族用羽毛書寫風采迥異的獨具特色的書寫、繪畫工具。當今世界上雖然流行鉛筆、圓珠筆、鋼筆等，但毛筆卻是替代不了的。據(jù)傳毛筆為蒙恬所創(chuàng)，所以至今被譽為毛筆之鄉(xiāng)的河北衡水縣侯店每逢農歷三月初三，如同過年，家家包餃子，飲酒慶賀，紀念蒙恬創(chuàng)毛筆。自元代以來，浙江湖州生產的具有“尖、圓、健”特點的“湖筆”成為全國最著名的毛筆品種。

墨，是書寫、繪畫的色料。唐代制墨名匠奚超、奚廷父子制的好墨，受南唐后主李煜的賞識，全家賜國姓“李氏”。從“李墨”名滿天下。宋時李墨的產地歙縣改名徽州，“李墨”改名為“徽墨”。

硯，俗稱硯臺，是中國書寫、繪畫研磨色料的工具。漢代時硯已流行，宋代則已普遍使用，明、清兩代品種繁多，出現(xiàn)了被人們稱為“四大名硯”的洮硯、端硯、歙硯和澄泥硯。古代中國文人對硯十分重視，不僅終日相隨，而且死后還用之殉葬。

文房四寶獨具一格，它既表現(xiàn)了中華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風俗， 又為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進步和發(fā)展做出了貢獻。今天，中國正處在向現(xiàn)代化邁進的新時期。了解過去的中國優(yōu)秀文化，正是為創(chuàng)造未來的新文化。這對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強民族凝聚力，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起源

中國書法的工具和材料基本上是由筆、墨、紙、硯演變而來的，人們通常把它們稱為“文房四寶”，大致是說它們是文人書房中必備的四件寶貝。因為中國古代文人基本上都是或能書，或能畫，或既能書又能畫的，是離不開筆墨紙硯這四件寶貝的。

"文房"之名，起于我國歷史上南北朝時期（公元420--589年），專指文人書房而言，以筆、墨、紙、硯為文房所使用，而被人們譽為“文房四寶”。文房用具除四寶以外，還有筆筒、筆架、墨床、墨盒、臂擱、筆洗、書鎮(zhèn)、水丞、水勺、硯滴、硯匣、印泥、印盒、裁刀、圖章、卷筒等等，也都是書房中的必備之品。

價值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文房四寶多為清代名師所作，皇家御用，其用料考究、工藝精美，代表了我國數(shù)千年來文房用具的發(fā)展水平和能工巧匠們的創(chuàng)造智慧與藝術才能，是文房用具中的瑰寶。

“文房四寶”不僅是具有極強的實用價值的文具用品，也是融繪畫、書法、雕刻、裝飾等為一體的藝術品。在2007年，中國科學院科技史所、中國文房四寶協(xié)會，向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筆墨紙硯為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筆、墨、紙、硯，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講究，所謂"名硯清水，古墨新發(fā)，慣用之筆，陳舊之紙"，合起來是整個一套，再寫出我們的文字，綜合成為我們獨特的傳統(tǒng)書法藝術。它不但為我們自我欣賞，而是越來越得到了世界各國人們的矚目、珍愛。]筆掭：又稱筆硯，用于驗墨濃淡或理順筆毫，常制成片狀樹葉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