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各時各地的女性都承受過生孩子的壓力，但是過去幾十年里出現了一個新發明：這理論聲稱，女性隨著年紀增長，她的身體自然而然就會“想”要孩子——也就是所謂的“生命鐘”。

注：the biological clock，是美國社會的一種流行觀念，不同于生物節律意義上的生物鐘，指的是女人有一種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想要孩子和家庭的傾向，跟我國“女大愁嫁”的思想有些類似。

它最早現身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1978年3月16日，華盛頓郵報在其市政版首頁宣稱：“職業女性的生命鐘正在嘀嗒作響。”該社論的作者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當時恐怕還無法意識到他這論調的影響會變得多么深遠。

女性年齡一大，就會想要孩子，還會后悔沒有早生？這種觀點其實由來并不久遠。圖片來源：Nathalie Lees

他的文章以一次午餐約會作為開頭，約會對象是一位“復合女子”，據稱她能代表所有27到35歲之間的女性。“她來了，走進餐廳內。”他在文章開頭寫道，“她是個美人兒，深色頭發，不高不矮，打扮得也挺考究。她現在正脫去外衣，顯露出曼妙的身材。”這位復合女子的心態也很好，“工作棒極了，她的自我感覺也挺好。”但接著，她的眼神卻逐漸黯淡了下來。

“怎么了？”她的約會對象問道。

“我想要個孩子。”她回答說。

科恩堅稱他所認識的幾乎每一個女人都想要孩子，無論她們正處于何種戀愛關系。

“我像個勤勞的小蜜蜂一樣四處奔走，采訪了一個又一個女人。”他寫道，“其中大部分都聲稱能聽到生命鐘的嘀嗒聲……這位復合女子可以是個已婚婦女，也可能未婚，最慘的甚至都還沒有男人進入她的生活。但生命鐘總在耳邊嘀嗒作響，令你無處可逃。”

在幾個月內，生命鐘就開始籠罩各地職業女性的生活，波士頓全球報的職業撰稿人安·基希海默（Ann Kirchheimer）報道說：“婦女運動的受益人，這些決定全職工作、旅行和獨立自主而非相夫教子的第一代自由女性，隨著年齡增長，她們耳畔生命鐘的嘀嗒之聲突然變得越來越響。” 基希海默采訪的一位女精神病醫師曾把她和她單身閨蜜們的困境戲稱為“子宮凋零綜合征”。

那時候，美國人正開始關注生育率下降的問題，在那之前的二十年里，出生率出乎意料的驟然降低。1957年平均每個美國女性會生3.5個孩子，而到1976年，這個數字跌到了1.5。在女權主義運動之后，有效的避孕藥和宮內節育裝置迅猛發展，加之墮胎合法化，越來越多的女性推遲結婚生子，轉而追求教育和事業。

即便是有生育意愿的女性也大大延后了她們的生育計劃，到1977年，36%的母親是30歲以后才有的孩子，看起來，許多女人似乎都可能會無限期地拖延生育。難道這才是世界終結的方式嗎？不是毀于炸彈而是毀于藥片？

一些保守勢力甚至認為服用避孕藥就是在殺死嬰兒。圖片來源：jesus-passion.com

盡管泛濫的生命鐘論時不時也會提及這些宏觀的人口趨勢和擔憂，不過一般而言，這類說法主要針對的是個人。媒體對決定在追求高要求的職業生涯同時生孩子的婦女高唱贊歌，并警告那些推遲要孩子的女性，她們今后將追悔莫及。（卻絕少提到有些女人也許根本就不想要孩子。）

1982年二月，出演電視劇《霹靂嬌娃》的明星女演員賈克琳·史密斯登上了時代雜志封面，她穿著一件寬松的藍色連衣裙，但堅定地抓著她那渾圓的肚子。封面上寫著“新的嬰兒潮”，“職業女性正在選擇懷孕，而且這正在成為時尚。”在雜志內，約翰·李德（John Reed）重申了那日漸耳熟的警告：

“對許多女性而言，養兒育女的生命鐘即將奔向終點。”李德寫道，“那來自月亮，深入骨血，來自在層層文化和反文化觀念之下、深埋染色體內的基因編碼，從更新世一脈相承的古老召喚啊，它正在令成功的商界女性、職場女強人，乃至成年子女的母親駐足沉思。”

生命鐘的比喻也許不如后面這一大串那么辭藻華麗，但它表現出了同樣的決定論，李德把“生命鐘”的存在作為論據，認定女性不能離開自己的“傳統角色”太遠。在他的定義下，女性要么就是母親，要么就是沒有當上母親的失敗者。

盡管現在女性可以在高薪行業中和男性競爭，也可以到處發生婚外性關系，但是這些文章暗示，自由戀愛和女權運動并沒有改變她們的本質，女人可以穿上職業裝，但她們的身體終究還是渴望孩子的。

這也許聽起來像是事實陳述，但這其實是個命令。

“生命鐘”的傳說是個關于科學和性別歧視的故事。這揭示了一個道理，那就是關于性別的刻板印象會影響科學研究的優先關注，而科學研究也可以被人用作性別歧視的目的。我們太習慣于把“生命鐘”視作一個既定事實而非某種比喻，如果我們仔細追溯一下這種論調的源流，就不難發現生命鐘的說法與文化的關系至少和自然一樣大，而在文化上，這種言論就是為了對抗婦女解放而存在的。

首先，關于“生命鐘”的討論是在逼迫女性成為人母，是在暗示即便某些關于性別的雙重標準正逐漸銷蝕，但這一個差別總會存在：女性在規劃情感生活時，不得不考慮“生育不能太晚”。其次，這種比喻也暗示，試圖與男性在職場上競爭的女性由于同時要考慮生育，因此居于下風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社會經濟變革天翻地覆的年代，生命鐘的說法被用于強化男女有別的舊有觀念。事實上，生命鐘論將性別差異夸大到了連五十年代的傳統主義者都難以想象的地步。于是，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女性闖入了曾被男性一統天下的高薪行業，而另一方面，人們又在談論著生命鐘論，覺得生育是一件只有女性才應該關注的事情。

像科恩和基希海默這樣的評論員警告女讀者，她們推遲育齡愈久就會愈發覺得恐慌，而與此同時，他們又為男性炮制了一套 “真理”，號稱經歷過時間考驗但實際是新造的。他們說男人的身體使他們天生不想要長久關系和后代；男性沒有統治著女性戀愛生活的時間壓力，已經進化出了對“無牽無掛的性”的偏好。（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大學里新生的演化心理學正在論述，異性戀人群的婚姻形式是需要性的男性和需要保護的女性之間相互妥協的產物——而且男女還要靠他們的“適婚性”來取得所需。）

注：初期的演化心理學曾有過這種誤區。但今天演化心理學早已確認，男性并非只要性，女性也并非只要保護，兩性都同時擁有短期擇偶和長期擇偶的需求，只是在程度和表現上有所不同而已，個體之間的差異也很大。

盡管調查顯示近至五十年代，大部分美國人還把婚姻和家庭視為追求幸福的基石。但八十年代的專家們一致認為男性和女性在約會時有著截然不同的目的和特權。永恒的單身漢不會變老，但職業女性如果想找個如意郎君的話，那她就得把生活規劃得無懈可擊。

時間被描繪成了女性的敵人——要想事業家庭兩全，女性就必須步步為營、分毫不差。圖片來源：Nathalie Lees

到了八十年代中葉，嬰兒潮時代（美國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一代人）的女性已經形成一支“生命鐘守望者”大軍，至少記者莫莉·麥凱恩（Molly McKaughan）是這么稱呼她們的，她在1987年的暢銷書《生命鐘》里報道，那些原本持有截然不同態度的女性全部“屈服于生孩子的本質需求”，一些人悔不當初等那么久才開始尋找孩子他爹，不過大部分人早就意識到，自己應該戰略性地約會。“要是女人等得太久，”麥凱恩反思道，“時間就會拋棄她。”沒有文獻聲稱這些女性的男朋友們也有相應的問題。

時至今日，女性生育力隨著年齡增長到底會如何下降多少仍然是一團漿糊。正如心理學家簡·溫格（Jean Twenge）所指出的那樣，被頻繁引用的許多關于女性生育率的統計結果是偏頗的。在一篇2013年發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中，溫格指出，許多往往被作為真理傳授給女性的“事實”其實壓根沒什么可靠的證據基礎。在清查醫學研究數據庫之后，溫格發現了不少問題，比如說，有個經常被引用的結論說，35到39歲的女人中有三分之一無法在備孕一年內成功懷孕，這個在2004年得出的結論居然是建立在1670年到1830年的法國出生記錄上的。“換言之，”溫格寫道，“對數以萬計女性的備孕建議依據的居然是在電力、抗生素和生育療法發明之前的統計數據。”

生育數據還有另一個偏差因素，我們會從醫生那里收集信息，但是一般來說，只有生育力有問題的病人才會求助于醫生，因此我們實際上很難知道人群的總體狀況。多少夫婦是因為不想要孩子所以才沒孩子？又有多少夫婦是因為采取了避孕措施？要把這些因素都納入考慮幾乎是不可能的。

盡管這些知識空白確實存在，但強有力的科學證據的確表明女性卵子的質量和數量會隨著時間衰減。無數為各種原因推遲生育的婦女的確陷于無法懷孕的苦楚中，從某種意義上說，“生命鐘”帶來的焦慮確實有理有據。但這些卷帙浩繁的報道卻從未提及另一個關鍵的事實——男性生育力也會隨著年齡下降。

真要說“生命鐘”，只提女性并不公平。圖片來源：misstosha.wordpress.com

當然，有很多著名的例外可以拿來說事，比如說查理·卓別林和巴勃羅·畢加索都曾在古稀之年老來得子，但“男性生育力絲毫不受時間影響”這說法雖然廣為流傳，但根本就是錯的。自八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精子的數量和質量都會隨著時間下降，年邁父親的孩子會比年輕父親的更容易遭受孤獨癥以及其它健康問題，“老年精子”往往只能在卵子周圍徘徊到死，卻無法使之受精。

這些事實也偶爾會被報道，而且幾乎都被冠以了這樣的新聞標題——“男性生命鐘”。生命鐘前面需要專門加“男性”二字，其實暗示了這些事實被長期忽視的原因所在：社會輿論似乎覺得只有女人才有身體。

根據美國生殖醫學會的資料，在美國尋求治療生育障礙的夫婦中，40%的問題出在“女性因素”，40%則在于“男性因素”，還有20%原因不明，男女出問題的比例差不多，但你在閱讀大多數有關生育障礙的報道時絕對看不出這一點。我們的假設似乎是，生育首先是女性的責任。出了任何問題都是女人的錯。

和女人一樣，男人的生育力也會隨著年齡下降。那么，為什么女人，而且只有女人必須要和時間賽跑的觀念如此逼人？為什么“生命鐘”不能成為一個全人類的概念，正如其事實上的那樣？

答案恐怕比什么女性獨有的更新世召喚之類的辭藻要乏味的多。生命鐘論崛起的時代恰逢經濟結構轉型，工作與時間的組織方式也正因此發生變革。而女性正是從那時起開始覺得時間緊迫，這并不是因為什么神秘的生物力量，而是因為那時的女性開始廣泛走進職場，與此同時仍然無償承擔著絕大部分家務。換言之，她們更忙了——她們確實就是比以往更沒時間了。

在20世紀，朝九晚五已是常態，這將生活分割成了兩部分：上班和下班。在五六十年代，上班時間的工作被認為主要屬于男人，而女人的工作則在家里——一個被社會定義屬于“下班”的地方，隔絕于經濟活動之外，在那里付出的勞動更多被視為愛的奉獻，而非工作。

男人掙來的“養家薪水”本應足夠補貼他妻子的無償勞動，但到了七十年代，工資停滯導致越來越多的家庭難以只靠一份收入為繼，而社會福利的削減更讓這些家庭雪上加霜。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女權主義者為這女人挺進男人職場的契機而歡呼，但中產階層家庭主婦們的大批離去不僅是出于對自由的渴望，也是一種經濟上的必須。

工作場所并沒有為幫助女性更易成功而改變其模式，其結果就是女人不得不一直追趕時間，如果她們想要得到男同事們享受的事業家庭兩全的話。她們不得不想方設法周旋于家庭生活和公司時間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要求中，還要處理在雙重生活中掙扎的“時差”困境。嘀嗒，嘀嗒，“生命鐘”就這么響起來了。

要與丈夫一樣上班工作，下班后還要繼續承擔絕大部分家務，女性自然開始感到疲于奔命。圖片來源：huffingtonpost

1989年，社會學家阿莉?霍赫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創造了一個詞，“第二班”（the second shift），用以描述有工作的女性還要繼續做大部分家務的現象。大概十年之后，她觀察到許多女性實際上還承擔了“第三班”，多出來的這一“班”用來處理前兩班帶來的的情緒問題——在她們意識到“兩邊兼顧”往往只意味著“啥都得干”后，女性感受到的強烈負罪感和怨恨。

對“生命鐘”的無窮討論，使得女性平衡工作和生活面臨的困難聽起來更像是一種折磨個體女性的疾病，而非一種大尺度的社會問題。（想想前文中患有“子宮凋零綜合征”的那位精神病理學家和她的單身朋友們。）

它掩蓋了真相：真正的矛盾在于社會的優先級。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幾乎從未頒布過法定產假或是為育兒提供幫助，這使得決心生育的女性不可能平等地參與到經濟活動中去。“生命鐘”的歇斯底里將其描繪成每個女人卵巢里的定時炸彈，使得每位女性必須獨自應對這些障礙。

不少職業女性默認了這一切。最起碼，她們沒有組織起來要求更多的產假和育兒補助，她們聽信了專家對女性的老生常談：“你問題很嚴重啊！不過好在總有些昂貴的新奇玩意兒，你可以花錢解決問題。”

就在記者們開始嚷嚷“生命鐘論”的幾個月前，醫生們掌握了體外授精（IVF）技術。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例“試管嬰兒”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在英國奧爾德姆綜合醫院降生，路易斯寶寶一時名揚全球。但如果一支營銷團隊想要在廣告銷售中不落下風，忽悠更多婦女接受體外授精，那恐怕沒什么比編造一大堆“生命鐘論”來得更高明了。而理查德·科恩在《華盛頓郵報》上的文章就是這一風潮的始作俑者。

體外授精的本來目的是解決一個特定的醫學問題，路易斯·布朗的母親因為輸卵管阻塞而無法正常懷孕。但到了1981年，研究人員開發出了用激素刺激卵巢一次性排出多枚卵的技術。不必再依賴于月經周期，醫生們開始多多益善地從病人身上提取遺傳物質，很快，他們就在向完全沒有輸卵管問題的女性推銷體外授精技術了。

在嘗試九年都無法自然懷孕后，路易斯·布朗的父母選擇了試管嬰兒技術。圖中為路易斯·布朗的父母、她本人和她的大兒子卡梅倫。圖片來源：abcnews.com

在1983年，華盛頓疾控中心的兩位醫生，塞夫吉·阿拉爾（Sevgi Aral）和威拉德·凱茨（Willard Cates）發表的一篇文章宣告了“流行性不孕不育”的到來，這篇文章廣為流傳，恐慌開始蔓延，而輔助生殖技術產業也應運而起。到八十年代中葉，提供體外授精的診所在全美遍地開花，到九十年代又出現了提供卵子捐獻和代孕等服務的機構，同時出現的還有“單精注射”技術（ICSI，全稱卵胞漿內精子注射，二代體外授精技術，做法是直接把精子注射到卵子里面使之受精）

體外授精幫助了不少女性成功懷孕，但這可不是個簡單的活。這種技術很昂貴，在2015年的美國，一個用“新鮮”卵（即新取出的卵子）人工授精的流程平均費用為12400美元，還要外加三到五千的藥費，許多患者要經受好幾次流程才能成功懷孕，而且很少有健康險種可以報銷這筆錢。在英國，每個流程的花費在4000到8000英鎊之間，而且不是每個女性都能從國民衛生服務體系中獲得這項服務。不但如此，體外授精畢竟是一項侵入性的操作，它伴隨著顯著的生理和心理風險，有數不清的研究詳盡說明了這對許多女性而言帶來了負面影響。

尚沒有多少研究著眼于人工授精采用的激素干預對女性身體的長期影響。2015年十月，倫敦大學學院的研究人員發布了一項研究，他們追蹤了255000個在1991年到2010年間接受過體外授精的英國女性，他們發現較之對照組，這些女性卵巢癌的發病率高出了37%。我們無法知道這究竟是因為她們接受過體外授精，還是因為她們的生育問題來自某種未被診斷的疾病，但這兩種可能性都不是什么好事。

然而，我們的文化太理所當然地覺得女人要想懷孕就應該承受痛苦，而這些醫療技術又是這么利潤豐厚，以至于極少有研究者被資助研發替代方案。甚至當一對夫婦不能生育的原因出在男人身上時，女人還是非得接受體外授精。

輔助生育技術往往被描述為一種突破生物體限制的途徑，但在經受了體外授精的巨大痛苦和成本后，人們也還是要冒一無所獲的風險。美國生殖醫學會在2012年的最新報告顯示，任一特定的體外授精的成功率都是很低的，對于42歲以上的女性來說，一次體外授精流程讓她們懷孕的成功率為3.9%。

如果一個女人打算指望這些醫療手段來建立家庭，那么希望破滅的打擊恐怕是毀滅性的，對高科技的過度期望會讓她更加覺得生不出孩子是自己的錯。

就像任何產業一樣，輔助生育技術也會尋求擴展新的市場。研究顯示，新世紀以來，女性開始在越來越小的年齡關注自己的生育力。2002年，美國疾控中心的全國性調查顯示，在22到29歲之間的少女中，接受生育治療的人數較之過去七年翻了一番，達到了23%。在2006年，一本來自奧蘭多的雜志《孕》（雜志的標語是“我們是備孕專家”）發現，他們46%的讀者年齡低于30歲。

有了并不成熟且價格高昂的冷凍卵子技術，女性是否就應該給自己“上保險”呢？圖片來源：nautilus

在過去數十年間，輔助生育技術產業正開始向并不需要的人群大肆營銷那些昂貴的療法。冷凍卵子本是為罹患癌癥的婦女設計的備用手段，但在2014年，FertilityAuthority公司啟動了一個叫做“卵子銀行”（Eggbanxx）的機構，來為醫生冷凍卵子提供便利。這個機構的目的就是為了將市場擴展到沒有生育問題的女性身上，“我們將會以優步（Uber）那樣的方式推行卵子冷凍服務。”公司的CEO，吉娜·巴塔西（Gina Bartasi）在2015年春天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說。

我們會用“存貨”或是“禮物”之類的字眼來形容精子或卵子捐獻，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這些機構把冷凍卵子比喻成“保險”。提供冷凍卵子的診所常常在廣告中使用金融界的術語。他們拿“凍結資產”開玩笑，誠摯地討論“風險對沖”的智慧。冷凍卵子不僅僅是一種選擇，更是一種“期權”，與華爾街的交易員口中的“期權”別無二致，女人得花上一筆錢來冷凍卵子，在美國一般是首付15000美元再加上每年的保存費，好在將來把自己的卵子拿回來。

跟體外授精一樣，冷凍卵子最早也是出于特殊目的而被研究出來的：年輕的女性癌癥患者預先冷凍卵子，使之免受化療影響。但在最近幾年，各個小診所紛紛向健康女性提供這種試驗性療法，而且還鼓勵女性越早冷凍卵子越好。

要求女性付錢來接受昂貴而不必要的措施聽起來并不像是什么特別正經的生意，更何況這種措施還在試驗階段，而且女性也還需要很多年才有可能需要其“療效”。然而，冷凍卵子的邏輯已經說服了美國許多最成功的企業。2012年，谷歌、臉書和花旗銀行宣布，他們正在考慮為每位公司女員工報銷最高兩萬美元的冷凍卵子費用，作為一項健保福利。許多人將這類活動吹捧為打破仍然肆虐職場的性別不平等現象的靈丹妙藥，《時代》雜志在其封面報道中宣稱，“冷凍卵子就是實現平等的那個偉大因素。”

在媒體上，選擇冷凍自己卵子的女性往往會宣稱她們感覺自己“被賦權了”，然而，比起攀登事業高峰，這類報道中的采訪對象似乎更加擔心在生命鐘滴答作響的同時尋找愛情的困難程度。

2011年《時尚》雜志描繪了“一位35歲，苗條的媒體公司總經理”，她剛剛冷凍了她的卵子。她強調了這樣做為她的約會生活帶來的好處。“利亞知道她正危險地逼近一個年齡節點，符合她要求的男人們將會從她的眼神中尋找恨嫁的急切，那生命鐘嘀嗒作響的陰霾。‘冷凍卵子是我的小秘密’她說，我需要這種有備無患的感覺。”

“他說的是甜言蜜語，她想的卻是‘生命鐘’的滴答聲”。圖片來源：eyeforstyle.cc

2013年，記者莎拉?伊麗莎白?理查德（Sarah Elizabeth Richards）出版了一本名為《成為人母：重新計劃》的書，此書追蹤了五名女性的卵子冷凍過程。作者說她本人對此感到狂喜，這卸下了她的壓力，讓她可以重新開始愛情生活。“冷凍卵子……撫慰了我的傷痛，我在一個并不想和他一起生孩子的男人身上浪費了二十多歲的時光，又為一個我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想不想要孩子的男人浪費了更多三十多歲的光陰。但這項新技術化解了我近乎懲罰性的尋找新伴侶的壓力，并幫助讓我在42歲時再度獲得愛情。”聽起來，冷凍卵子與其說是一種促進職場平等的工具，更像是延長尋覓如意郎君時限的昂貴手段。

冷凍卵子廣告中亮相的女強人往往會采用“選擇”或者“自我賦權”之類的字眼，但實際上，冷凍卵子迫使女性接受關于浪漫和生育的性別偏見，這種做法越普遍，就會越強化一種觀念——女人理應承擔生育的責任和經濟負擔。不難想象，機遇會轉變成義務：公司都提供了冷凍卵子的福利了，那么拒絕冷凍卵子的女員工就會被認為是沒把事業放在心上。這種“賦權”形式看起來有點奇怪：花上幾萬美元，讓你在約會時更自在些。或是讓你得以攀爬事業的階梯，但這架階梯不會為生育期的女性員工做出哪怕一絲一毫的遷就。

現如今，美國一半以上的勞動力是女性，而在英國，67%的女性在家庭之外從事全職工作。現在讓你在兩種政策改革間選擇：更好的健保和產假政策，或者是能“凍存青春”的技術，我們真會覺得，對于職場傳統帶給女性的困擾，把青春“凍存”起來是更現實的解決方案嗎？

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一個個女人會選擇冷凍卵子，但是冷凍很少能解決問題，相反，冷凍只是延長了問題的存在。

“生命鐘論”讓人口延續的負擔應該幾乎完全由女性承受這一點顯得天經地義、不可避免。這一觀念既有道德暗示，也有現實層面的言外之意：要是你沒有把人生規劃得恰到好處，你就活該孤獨終老。

“對生育負全部責任是女性的天職”這種謊言對女性造成了極大的負擔，并且讓男女之間的浪漫關系變得劍拔弩張。希望與對方發展感情和性關系的男女雙方想要的東西天生就截然不同，這種觀點對誰都沒有好處。男女都有日漸衰老的身體，所有人都有著對感情、性愛和尊重的基本需求，這有什么不能痛痛快快承認的呢？